张欣：写作疗愈了我.docVIP

张欣：写作疗愈了我 　　见到张欣前就觉得她是个很“难搞”的人。约见地点是花园酒店的咖啡厅，她在短信里说，“清谈，就我们俩，不要带摄影”，不容置疑。以至见面时，看到她小跑过来招呼，笑得那么热情和没架子，竟有点怀疑，这真是之前那个说一不二、态度强硬的女人吗？ 　　当然都是她：直接的、火爆的、热情的，以及合作的。“放心吧，一定让你顺利完成工作。”一坐下，她就噼里啪啦地说，“其实我不太经常接受采访，哎呀不是我低调，是没什么人来采访我啊，哈哈！”她穿一身黑，眼镜片都是深色的，兴奋时语速特别快，像连珠炮或机关枪。与她谈话，很快会了然，开初那种强势感，源自于她性格中坦率和直奔主题的特质，非关傲慢。 　　她说，这些都是部队出身留下的烙印，再难消除。那或不符合人们对女作家空谷幽兰的想象，却使她多了一份侠女式的豪爽。 “不是言情作家” 　　“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2013年11月最新小说《终极底牌》出版时，张欣说。 　　与她过往的题材一脉相承，这也是一部以广州为背景的都市小说。张欣生于1954年。那个年代生的成名作家作品，富有时代穿越感有之，弥漫厚重乡土气息有之，且多充满社会批判性。张欣是个例外，她写当代，写南方，写都市，写女性、欲望与情感。 　　从《谁可相依》、《爱又如何》，到《不在梅边在柳边》，乃至去年的《终极底牌》，张欣的小说不靠文学大奖光环也可以卖得好，常常是书还没写完，电视台就找上门来谈改编了。“喜欢张欣，因为可以在她的小说里找到隐藏在心灵角落里的自己，以及身边很多熟悉的影子。”“80后”读者Ann说。 　　然而正因如此，人们却容易轻看了她。毕竟，那些个城市迷离的灯火，横流的欲望，冷寂荒凉的都市人际关系构建起来的故事题材，很长时间里都被殿堂文学弃置一隅。媒体多称她为言情作家，还有说“大陆琼瑶”的，她极其不爽，一谈起来五官都有点扩张，大力拍桌子吐槽，“我写的明明是纯文学！”“他们看不到我包装之外的用心良苦！” 　　在公众看来，她的《沉星档案》、《浮华背后》、《深喉》，分别与广东电视台女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厦门远华案和广州媒体大战隐隐相关。但张欣认为，新闻事件只是自己小说的一个个药引，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不希望公众对号入座。10年前她就向媒体直陈，小说家写的是人物的内心层次，不是新闻记者的平面写法。 　　在文学评论家雷达眼里，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作家之一。她也是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得主―尽管试图在媒体前为都市文学“正名”，对她来说似乎比写一部好小说更为困难。 　　“我觉得人选择什么工作，比较宿命。”她感叹。早在小学时期，张欣就喜爱写作，这个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兴趣决定了她人生的大方向―当一个作家。而家庭背景和命运，则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动和形塑了她游走都市的叙事风格。 体制内外 　　祖籍江苏的张欣在广州出生和长大，她伸手指了指，“就在那个黄花岗大院”。父母都是军人，在那个特殊年代改写了女儿的命运。 　　“小学毕业正好碰上‘文革’，没有学上了，后来就是上山下乡运动。”她平静地说。如果当年随其他知识青年一样下了乡，中国文坛可能会多几部知青小说，却少了一位执著书写南方城市的女子。 　　她当然没有下乡，因为是军人家属，有机会去当兵，逃过“一劫”。一开始，张欣在部队医院担任卫生员，业余时间拼命写作，所以很快就被调到文工团，“写了很多快板啊、三句半、小话剧、小歌剧”。 　　很难说这样的经历对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来说是幸或不幸。没错，它让一个年轻女孩绕过了很多生活上的苦难，呆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从事自己钟情的写作训练。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更为残酷。“我们这一批作家，最初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但都被禁锢在同一个文化氛围里。那时候写什么都要‘三突出’，主要人物要‘高大全’，都是没有生活细节的。不是左，是极左。” 　　早在1990年代，张欣就加入了作家协会，那时候加入作协是件很牛的事，甚至能改变人的命运。后来，她又担任广州市作协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然而如今，作协的口碑正江河日下。文学评论界常把作家分为两类：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前者除了贾平凹、王安忆、莫言等少数派，偌大群体俨然已被贴上了“光拿工资，写不写作无所谓”的标签；而中国文学创作的重任，则被认为主要由以海岩、格非、韩寒等为代表的后者在承担。 　　从大院出身、部队写作到作协主席，张欣理所当然属于前者。身处这样的角色和立场，对体制内作家群体存在的问题，她既不否认，也不急于撇清，而是经由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对很多创作能力严重萎缩的同侪生出部分理解和同情。 　　“现在以文谋生容易多了，写专栏、出书甚至当网络写手，都很自由，只要拿作品说话就可以。所以年轻一代是无法体会到的，我们那个年代，作协有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