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道德型文化.docVIP

儒家思想与中国道德型文化 　　儒家思想从先秦诸子一支，后壮大成民族文化之基底、主干，凝结为华夏文明之深厚元气，鼓荡成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如今，孔孟儒学更逐渐为西方世界所瞩目，可以想见未来之社会，儒学必然以其崇高而丰富的道德资源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一、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型文化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季，希望重整天下秩序以归于大同。他从社会的最小单元――社会个体开始，重建道德规范、彰显道德价值，然后以己推人来实现社会道德大厦的建构。于是从“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到“博施于民而济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以“仁”为圆点，以“修己”为起点，以“治人”为终点开始铺设“内圣外王”的成“仁”之路。而孟子的“性善说”不仅在逻辑上完善了孔子的“内圣”，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思想起点，而且降低了孔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严苛，增强了对“仁”追求的信心和可行性。 　　诚如杜维明所言：“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内圣与外王是古代知识分子两个最重要的人生境界。外在功业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内圣这一先决条件，同是还有很多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而“内圣”则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律来达到。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人格塑造和自我约束。大多数儒家学者即便身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恶劣条件，也能“乐亦在其中”，在“天下无道”之时，不随波逐流，不随人俯仰，不趋炎附势，凛然于天地间。可以说义利之辨，穷达之理遍布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借由在朝官员、在野乡绅以及众多读书人的表率，成为古代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核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律性和道德感，形成了与西方文化类型迥异的道德型文化。 　　儒家思想造就的道德型文化，除了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还表现在“和”的宽大。“和”既有对他人的宽容――“和而不同”，也有对自然的敬重――“天人合一”。这是儒学成为世界性人文资源的重要法宝。“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是林语堂所说的最为“成熟”的文化。 　　儒家思想在秩序层面体现为礼。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小家到家族，由家族到整个村落，这样一级级形成的紧密的血亲网络。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皆从家庭开始，一家之中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序，即礼，就成了构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 　　二、道德型文化的当代困境 　　在当下中国，世人愈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不挺、道德滑坡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的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今天已经大大萎缩。 　　原因其一是“五?四”和“文革”两次社会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创，致使儒家思想出现严重断层。原因其二则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伴随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聚族而居、以礼维系的血亲网络解体，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 其道德随之急剧萎缩，儒家思想已经从日用人伦的肌理逐渐剥离。所以，余英时学者不无哀情地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原因其三在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特质。即便不考虑文化迫害和社会土壤变化，在现代社会面前，儒家思想“重德”的特质也会表现为与生俱来的缺陷，虽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水土不服。正如上文所言，孟子之后，中国传统道德则以性善说为逻辑起点，依靠坚定的信念、严格的自律和不懈努力最终成就君子人格、实现天下大治。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重德而轻法，中国甚至有这样的古话：“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认为告状会让人“好讼而无耻”――当人们开始依赖法律，就不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约束了。古代中国人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靠礼，也就是家法族规来处理。在整个封建社会，礼，就一直扮演着比法律还重要的角色。而在西方的文化里，人具有不可摆脱之“原罪”，如亚当夏娃一样不会听从安排、无法自我约束，所以必须依靠“他律”进行强制管理，这就是西方悠久的法理传统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在艰难待续，但是其法制传统薄弱的特点，仍然让这种文化类型在现代社会中捉襟见肘。 　　三、儒家思想、道德型文化的发展前景 　　儒家思想历经两千余年发展，深陷数次困境而大难不死，根本原因即在于其蕴藏的高远智慧和永恒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门第飘零的儒学开始呈现复兴之势，并逐渐进入世界视野。因为在今天，全球出现生态危机、和平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局部冲突不断等等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为现代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