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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刑法保护论纲 叶良芳 浙江大学法学院 讲师 　　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属于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劳动权这一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应当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劳动法、行政法、民法的保护,而且也需要刑法的保护。从刑法的角度审视和强化对公民劳动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代表人物马里旦指出：“在20世纪,人类理性显然已认识到,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尤其是作为一个工作者的权利。” [1]在法治社会,劳动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形成共识。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虽与人类共存,但并非与权利共生,劳动权与劳动在起源上并不具有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权利是分离的。当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契约化,劳动权作为一种标示劳动者人格独立、蕴涵劳动者利益的人权类型才得以诞生。从世界范围看,劳动权的演进脉络大致可作如下勾勒：1848年法国发生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1918年苏联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劳动法典。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最早将劳动权在宪法上加以规定。1936年苏联继之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第10章“公民之基本权利及义务”的首条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即有权利取得有保障之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质量发给之报酬。”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或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与此同时,国际劳动立法也开始起步。1900年成立的国际劳动立法协会和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先后确立了劳动立法的依据与基准,开始了以“劳动权”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劳动立法。 [2]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劳动者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作了不同层级的规定,扩大了劳动权的范围。1998年第86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劳动者权利的原则宣言》,把劳动权的国际保障带入了新世纪。此外,许多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的约法也包括保障劳动权的重要内容。 　　劳动权这一新生的权利类型具有以下特征：(1)法定性。劳动权是由宪法和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其中,由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又称为劳动基本权。由于各国宪法规定上的差异,劳动基本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均包含工作权这一狭义的劳动权。劳动法是规定和保障劳动权的基本法律,大量的、非基本的劳动权是通过劳动法来规定的。即使是宪法规定的劳动基本权,也必须通过劳动法加以具体化,才能保障实现。(2)综合性。劳动权涉及人权的各个层次,是一种综合性权利。以权利的内容为标准,可以将人权划分为人身方面的权利、财产和经济方面的权利、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从劳动权的内容构成来看,劳动权涉及了人权的所有层次：职业安全权、自由择业权、休息权属于人身方面的权利;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属于财产和经济方面的权利;结社权、职业教育权、民主管理权和罢工权属于政治、文化方面的权利。可见,劳动权既包含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包含政治参与的权利。(3)双重性。劳动权是生存权,也是发展权。“劳动不仅是公民获得财产的最基本途径,而且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因此,劳动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 [3]劳动权中的工作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和社会保障权是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生活的基本前提;休息权、劳动报酬权是确保劳动者获得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劳动权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对劳动权法律保护的相对性。一方面,从宏观上看,一些劳动权内容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因而这些劳动权内容可能更多地具有宣示意义,而不具有诉求意义。如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然而,当国家没有实施或者没有完全实施上述行为时,公民个人则不能以国家未履行法定义务侵犯自己的劳动权为由对其提起诉讼。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个体劳动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劳动法、行政法等法律的保障,刑法极少介入。这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如上所述,劳动权的确立主要是近代人权勃兴的结果,社会公众对其认同时间较短,对其具体内容结构的认识则更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由伦理色彩较淡的劳动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而不是道德谴责强烈的刑法来推进劳动权益的保障,无疑更易于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另外,现实中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许多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失误政策积重所致,不能完全归责于公司、企业等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