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情怀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docVIP

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 ――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 姜世波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出现了“扩散”的趋势，但中国至今仍然置身于这些司法机构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大国情结使然。大国情结还使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法学研究表现为只注重短期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缺乏主体性意识，丧失平和的心态和科学态度，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等弊端，这些都是需要反思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驱除的。 [关键词]大国情结 国际法院 国际法 一、国际司法的繁荣与中国的冷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随着众多弱小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多极格局的形成，使国际间的对抗日趋缓和，诸多国际共同问题解决的日益迫切，使全球和地区间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法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国际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不仅国际法在数量上的发展令人瞩目，而且，国际法治的质量也有质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只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发展到10余个国际司法机构。这些机构既有全球性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又有诸多地区性的，如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法庭、马格里布联盟法院；美洲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安第斯法院；非洲人权法院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法院、非洲公司法统一组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等；还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成立的临时法院，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西方学者用“proliferation”（扩散、激增）一词来加以形容。[]（p143, p160） 这里且不说地区性法院（庭）因各成员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依赖性和地缘性趋近而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有效性，就全球性公约而言，国际参与性也越来越普遍。以下仅就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一简单考察。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虽然以自愿为基础，但接受其强制管辖的国家到2004年7月已经达到65个，加上另外13个曾一度接受强制管辖后又撤回的国家的中，有8个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是一直接受作为被告的，这样事实上接受强制管辖的国家接近联合国成员国总数（191个）的37%，[]（p43.） 比例虽然并不算高，但加上其他形式的管辖权，已经相当可观。法院从1947年5月到2008年2月，已受理案件137起，其中近半数是在冷战结束后提起的。在国际法院2006－2007年度报告中，法院感叹“2006-2007 司法年度是繁忙的一年，有5个案件在同时接受审理，2007-2008司法年度也将是非常充实的。”而且法院“采取若干重大步骤，以提高效率，使自己能够应对稳定增加的工作量。”有学者将中国对国际法院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把1978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院的作用并且积极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但从总体上说仍对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保持消极态度；从1989年到2001年这十年间，中国在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的问题上进展缓慢。中国也曾先后指派倪征（日奥）、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同时，中国政府指出，除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国际争端仍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外，对于中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有关经济、贸易、科技、航空、环境、交通运输、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公约一般可以不作保留。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中国也未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p73） 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4月11日成立，截止2007年10月17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已有139个签署国和105个核准国，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性最强的国际司法机构，其宗旨是惩治国际上公认的最为严重的国际罪行，包括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 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中国虽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向该法庭指派了法官，但中国并没有同意该公约所确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至今中国也没有接受过国际海洋法庭的管辖。 上述事实说明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国际立法的态度应当说是十分积极的，但对于国际法所建立的通过司法机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则始终保持着谨慎和消极态度，甚至对于惩治大规模严重侵害人权行为为宗旨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持观望态度，这是否显示着中国国际正义价值的迷失？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发现“超级大国”美国也对该公约保持了高度警惕，至今没有核准该公约。这是为什么呢？ 我国有学者似乎给出了正确答案：大国从来就不喜欢国际司法。文章认为，除了司法程序固有的缺陷，如程序繁复漫长、文化心理障碍、高成本、偏爱外交手段、处理范围狭窄等以外，最为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