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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 据环球网记者王欢2012年3月22日援引《朝日新闻》3月22日报道称，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3月21日在东京出席首都大学毕业典礼时再次公然侮辱中国，称中国正“虎视”日本，企图“窃取”日本卫星技术，并呼吁青年学生高喊“支那”。消息传到中国之后，顿时舆论大哗，民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日益放大，预计中日两国民间将又一次发生严重对抗。分析认为，中日建交的不惑之年，也许将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不活之年。 [ 转自铁血社区 / ] 中国民众知道，“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被日本打败之后，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陶陶然之后又昏昏然了。从那时起，原用来称呼中国的“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日本政府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称呼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30年，国民政府还照会日本：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将断然拒绝接受。直到日本战败后，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才于1946年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支那”一词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罗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现了。但还不能确证这就是指中国。《释迦方志》引用了后汉献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话：“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那么振旦最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广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我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时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秦始皇时代，又迫使匈奴西迁。他们在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为那就是中国了。这种说法还有争议，但从《史记》中说秦国“禁不得祠”来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与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经中的支那就是秦，从而转化为中国之意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侣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也开始用起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但明治维新时，山鹿素行等人觉得国名之争，可以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认为与中国相对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写了一本《中朝实录》来争这个“中朝”之名。接着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继续使用“倭人”一词以外，还因为英语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脱亚入欧，就用它的音译，称之为：“假扮”。 　　“支那”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曾经是对中国汉人的敬称。“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日本的民间报刊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 [ 转自铁血社区 / ] 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 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