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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制问题研究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中国省制问题研究 联省自治与“县为自治之单位” 1920年，直系吴佩孚从湖南撤军，湘军把北京政府任命的湖南督军张敬尧驱出了长沙。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于7月22日发出通电，宣布了湖南自治的宗旨。当时，这一主张得到湘人的广泛支持。从6月到10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湘人自治”，实行“湖南们罗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10月5日、6日，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3人提出，377人签名（几天后增至436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49 旅居京沪各地的湖南名流也纷纷响应。在北京的熊希龄等并且请梁启超代行拟就一种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回湖南，敦促谭延闿实行。1921年3月，接替谭延闿担任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就省宪问题致书派人向梁启超请教，梁应邀为湖南起草了《省宪法大纲草案》。同年8月，梁启超又起草了《代赵恒惕发起联省会议宣言》，提出四点主张：（1）各省同时制宪；（2）在武昌或南京召开联省会议；（3）不承认此前一切法律为有效；（4）宣布南北两政府皆非合法统治者。宣言强调：联省自治是今后解决时局的唯一方法。50 此后，《湖南省宪法》于11月通过公民总投票的程序，1922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浙江、湖南、广东三省也曾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成立了省宪草案；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北方的顺直省议会也曾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赴沪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纲要。但是所有的运动皆未发生实效，只有湖南的省宪勉强实行了两三年。根据李剑农的总结，所谓联省运动（也称联治运动）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允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进步党一派的人，因为武力失去了中心，中央集权无望，已完全认识此两方面的意义，极力赞助此种运动；旧国民党的一大部分，如章太炎、吴稚晖、陈炯明等，也极力赞助；西南、皖系、奉系的一些军阀，想假自治之名，以抵抗控制着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所以也表示赞助。51 此外，胡适、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发表商榷书，鼓吹和支持联省运动。 与旧国民党的一些人不同，孙中山坚决反对联省运动，此时，他在地方制度的设计上侧重的是县自治。他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52 “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故不为此项问题之研究则已，苟欲以精密之研究，则当以县为单位。……代议政体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耳，若底于直接民权，则有创制权，废制权，退官权。但此种民权，不宜以广漠之省境施行之，故当以县为单位，地方财政完全由地方处理之，而分任中央之政费。”53 他在1920年3月1日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中确定：“地方自治之范围，当以一县为充分之区域。”54 在1924年4月12日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55 均权制度与联邦共和国 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他对省制的观点远不如对县制那么清晰明确。他既说过“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56 也说过“省隶属中央，县由县民组织”，57 “行分县自治，则现在省制之存废问题，为何如耶？……以吾之意，此时省制即存，当一方受中央政府之委任，以处理省内国家行政事务；一方则为各县自治之监督者，乃为得之。”58 在反复强调县为地方自治单位的同时，始终没有明确肯定省为地方自治团体。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提法是：“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即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奉为圭臬，但是在省制问题上，党内人士对孙中山的遗训各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郑彦棻说：“国父所主张的省应该是地方自治团体。……它的事务，除了处理中央的委任行政，和有若干特殊的由省执行的自治事务外，主要的便是监督指导和统筹全省各县自治的推行。”59 张九如则说：“民国以来政局之不宁，及县自治之不能发展，显由于省权过重。依国父遗教与建国大纲言，省为虚位，县则为自治单位。依五权宪法之中央地方政制言，政权应扩大于县区，治权应充实中央，既不同于上锐下扩之塔形，亦不类于上广下狭之锥状，而实为上下咸丰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