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期权安居房3”政策,加速住房保障体系建设.docxVIP

放开“期权安居房”政策，加速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河南省社科院 寇伟内容提要：原本房改后为公职人员解决住房渠道的经济适用房现已成为低收入阶层的专利，全部让公职人员去买高价商品房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唯有放开“期权安居房”政策，才能让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也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福利。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从建国开始就是实行单位建设、低价租用模式，在城镇除原有私人住房以外，其它所有的住房都是国家和集体财产，都是由单位按照每个人的级别、资历、家庭情况等进行分配的。那个年代的住房虽然紧张、狭窄、条件差，但都是国家配给的；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不够完善和完美，但保障大家有房住的目的是基本实现了。1998年7月国发23号文吹响了终结福利分房的号角，但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国内各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自然是上行下效，大家开始逐渐接受单位建房、个人买房住的概念。那时候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很快推行开，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已婚在职家庭都有房住，按照房改政策折算后一套住房实际只要几万元就能买下来，大家基本上都能承受；另一方面是国家并没有把住房问题全部推向市场，而是给大家留有低价购买单位集资建房的希望。虽然在1999年以后政府一再针对公务员福利分房、集资建房问题三令五申地加以限制和制止；2003年8月国务院开始规范集资、合作建房，其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年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更是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而实际上各级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打着“经济适用住房”的旗号仍在继续进行集资建房。 以北京为例，2005年到2009年北京市公开的土地供应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用于建经济适用住房和享受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的住房。然而这期间面向社会供应的经济适用房的全部数量，加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左右，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由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定向购买了。 从国家近几年的房地产政策来看，是想尽快地实现住房制度的商品化、社会化，把绝大部分的住房需求都推向市场。在前期房改政策延续办理、允许集资建房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到单位优惠政策的群体比例较大，真正转向市场购买商品房的群体大多数是私营企业主及管理者，所占比例很小。此时，社会上新增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大部分被各个单位的集资房所消化掉，一部分未能排上集资房的人仍抱着满腔希望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社会上迫切需要购买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并未形成较大市场，此时的商品房价格被按成本价销售的单位集资房牵制在较低水平上，房地产市场实际上被非商品化的集资房所调控。近几年，由于加大了严禁集资合作建房政策的执行力度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资建房数量锐减，新增住房需求和在等待中积蓄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大都被挤压到商品房市场中。面对社会上对商品房骤然形成的庞大刚性需求，房地产开发商借势哄抬房价，非理性的一升再升，升到大多数人望而不可企及的田地，怎能不引起社会性不满、怨愤和恐慌。面对社会上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及增势日益积聚的不满情绪和强烈的呼声，政府急忙出台一系列的打压政策，试图压低和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历经几个月的争斗和僵持，似乎政府的调控政策见效甚微，房地产市场销量减少但价格依旧高高在上，近日还大有上升之势。无论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还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把房地产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房地产价格上，大家都围绕着价格的升降做文章，而忽视了造成价格居高不下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其实，从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伊始至今，有几个大家视而不见的问题需要摆在桌面上进行探讨：一是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步子是否迈的太大了。从大包大揽的国家包建包住，到房改低价卖给个人过渡为房产所有权归私人所有，这个阶段虽然大家积蓄不多，因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个人进行了补贴，几万元的购房款大家还都能拿得出。这样，基于对已分配有住房者过去劳动的承认，把国家历年建设的配给式住房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这些住房原来的拥有者后，从总量情况来看，完全没有房子住的已婚职工已经很少了，大部分人都有一套能够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提高，紧接着就面临着迫切的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住房需求，大家已经不满足或不能忍受几代同堂蜗居在论资排辈分配到自己名下且已买下的狭小住房里，此时，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大量建设的集资房恰好满足了这一普遍性需求，使得大部分人又一次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而及时解决了改善型住房和年轻职工安家住房需求问题。这一阶段的住房保障制度虽然不能算是很公平、但毕竟是让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和保障，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