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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陪审团制度利弊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体系中特有的制度，是美国民主政治在司法方面的体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由法律专业人士定罪的制度，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旨在赋予普通公民决定司法公正的权力，避免政府公权力一家独大。然而，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件中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中截然不同的判决，又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看似合理的审判制度背后的利与弊。 美国陪审团制度概况与其政治意义 美国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但它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性质。不同于英国的陪审制中只从贵族阶层挑选陪审员的规定。在美国，只要是有选举权的，无犯罪前科的公民，就可以参选陪审员。陪审制在美国司法体制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一是因为其本身被写入宪法修正案，不得轻易改动；二是美国人普遍认为陪审制可以有效避免法官独断专横，政府滥用公权力。例如在政府与公民发生纠纷的案件中，陪审团大多倾向于保护公民。陪审团是表达公民意识，帮助公民对抗公权力的重要途径。法国历史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陪审团制度不仅是一种司法制度，更是一种具有民主特性的政治制度。他说：“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唯一坚强耐久的意见。”通过陪审团制度，美国司法可以把具备法律专业素养的法官意识和代表民情的陪审团意见结合起来。确保司法程序的公正。 美国司法审判中实行抗辩式制度，在审判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平等，法官和陪审团实际处于中立地位。为防止法官利用公权力独裁，因而设立陪审团，分割部分判决权；同样，为了限制检察官和警察的权力，可以组成23人的大陪审团。在诉讼过程中，法官、陪审员独立进行判决。在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中，为防止社会舆论影响陪审团判决，可以选择隔离陪审团。在判决过程中，陪审团通过表决，意见统一后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而法官决定具体量刑。 从贺梅案看被告人获取陪审团审理的权利 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有权利要求案件发生地之州及区的陪审团迅速开庭审理。 然而，事实上刑事案件获得审判团审理的权利也是有限的。最高法院裁定，只有在被告人可能被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的案件中，被告人才有申请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联邦宪法没有规定州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有获得陪审团的权利。一般来说，只有普通法上的诉讼才有这一权利，衡平法上的诉讼没有这一权利。例如离婚案、遗嘱检验案等案件中，被告人一般无权要求陪审团审理。 震惊美国的华人夺子案——贺梅案，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媒体大幅报道，当地华人甚至组织上街游行。这一案件社会影响力之大，有目共睹。但令笔者疑惑的是为何这样饱受争议的案件没有动用陪审团审理。虽然民事案件涉案方有权向法官申请要求陪审团审理，而且像贺梅案这样涉及剥夺父母权的重大案件也符合申请陪审团审理的条件，但实践中这样的要求极少得到法官的批准。这就不禁让人疑惑，陪审团制度旨在限制法官权限，避免个人操纵司法程序，然而在民事案件中，能否获得陪审团审理的决定权恰恰在法官手上，而不是交由公正的第三方来判断。这又如何确保公正？重大刑事案件中，宪法强制规定需要陪审团审理。然而在民事案件中，为了避免法官专权而设立的陪审团制度能否启用完全由法官决定，这样一来，表面上公正的陪审团制度岂不是成为了一纸空文？ 笔者认为，除了限制法官权利外，陪审团一大重要作用就是，在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中（如轰动一时的贺梅案）可以有效避免社会舆论对法律公正性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贺梅案中，小贺梅亲生父母贺家夫妇与曾临时寄养她的贝克夫妇为争夺小贺梅的监护权连连上诉。从少年法庭，到大法官法庭，最后法庭抗辩到了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整场监护权争夺战持续近六年。这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双方始终没有动用陪审团审理。在初期的上诉过程中，贺家夫妇节节败退。从少年法庭，到大法官法庭，贝克夫妇申请小贺梅的监护权成功，而贺家夫妇被剥夺了父母权。之后贺家夫妇再到田纳西州上诉法庭，被判维持原判。2006年，在经历了三次法庭夺子失败后的贺家夫妇上诉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要求收回父母权和监护权。这次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撤销上诉法庭的判决，要求贺梅回到生父母身边。笔者不禁要问，如此逆转究竟是什么引起的？纵观贺梅案的经过，在几次司法诉讼过程中，贺家夫妇所提供的呈堂证供并没有太大改变，无非是想他们证明他们当年并无弃子之心。那么能贺家夫妇的胜诉秘诀会是什么呢？笔者注意到，经过漫长的夺子之战，贺梅案件引发了在美华人的广泛关注，原本单纯的监护权争夺案上升到了种族歧视的高度。华人组织募款，上街游行，表明立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实际上受到了这些社会舆论的影响。当司法程序掺杂了政治、种族等因素时，司法公正恐怕很难保证。 显然，陪审团制度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案件中，设立隔离的陪审团。陪审员完全根据法庭上的证据和当事人的证词来判案，避免社会舆论压力妨碍司法公正。可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