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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简析 　　摘 要：近千年来，北京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作为官府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作品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乃至典范性的书面语。研究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解汉语发展史的一把钥匙，让我们真正了解汉民族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本文通过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民族；共同语；形成 　　1.前言：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我们在现代汉语书中就学到的知识，但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具体形成是怎么样的呢？汉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古代汉语共同语。春秋时期，这种共同语称为“雅言”，汉代称为“通语”，明代改称“官话”，辛亥革命后称为“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称为“普通话”。要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可以从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谈。 　　2.书面语的形成 　　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当时口语和书面语基本一致。但由于口语灵活多变，书面语保守，时间一长就会形成口语和书面语脱节的情况，即“言文不一”的情况，嘴巴上说的和手上写的不是一回事了，如嘴巴上说“哎呀，我真是痛苦呀！”写下来却是“呜呼，痛哉！”再如，口语里早就用“的，吗，了，呢”文言却仍然用“之，乎，者，也”，口说的和手写的完全成了两回事。这种言文不一的情况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且汉代出现了一批注释家，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读不懂先秦时期的作品了。到了隋唐时期，言文不一的状况更加严重，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古人的作品，严重削弱了语言的交际作用。于是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形式就开始在民间产生了，这就是早期的白话文。宋元以后一直到五四，虽然文言文一直占据着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但较能反映口语的“白话文”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着，并最终走向成熟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白话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谈到变文就要谈到佛经，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当时为了普及佛经的教义，许多寺院和僧人或学者对佛经进行了翻译和讲唱。佛经宣讲的对象主要是市民阶层，因此在翻译佛经著作中，往往带有明显的口语化色彩，也有的是因为翻译者水平不高。现存最早的禅宗史《祖堂集》卷四中“药山和尚：后只观望师兄来。有一日造书，书上说：‘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师兄在彼中堕根做什摩？千万，千万，速来，速来！’” 　　宋代产生了话本小说，这是宋代兴起的白话小说的雏形，用通俗的文字写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题材，是宋元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古人把讲故事称为“话”，“话本”就是故事的底本。因为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口语的程度很高。 　　明清在宋代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金萍梅》《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等。这批艺术成就极高的白话小说的广泛流传，使北京话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红楼梦》中有：“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今日儿不得闲儿，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要是白来逛逛便罢，有什么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 　　1919年，五四运动中，经过新旧文化的激烈斗争，白话文终於取代了文言文，成为通行於社会各领域的正式的书面语，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言。从书面的文献资料来看，由於社会发展的需要，元明以来，在全国使用地区最广的北方话的基础上，一种后来被称之为“官话”的共同语也已经开始萌发起来了。到了清朝中叶，这种原本是通行於官吏之间的官场“雅语”已经发展成官民之间的交际用语。鉴於全民公共语言的重要性，清朝雍正皇帝曾亲自下诏训谕官员必须掌握“人人共晓之语言”，还责令闽广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专门教授官话。之后，这种官吏之间，官民之间交际用语又进一步被社会公众用来沟通地区之间的语言隔阂，从而逐渐发展成为民众之间的共同语，虽然它的使用范围并不太广，而且也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交际用语，然而这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其性质来说，它已经是一种超越方言之上的民族共同语了。 　　3.口语的形成 　　专家关于口语形成的看法有很多，如罗常培、吕叔湘：“共同口语的形成难于指明确切的年代，但是不会晚于十四世纪”。张寿康举出元代“天下通语”为证，从而推出共同口语的形成，“应该说不晚于十三世纪”。 　　再往前推分歧就更大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两说基本可信。因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北京话占有特殊的地位。早在唐代，北京已是北方军事重镇。北京是辽、金、元、明、清各代的都城。近千年来，北京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作为官府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