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刑的理性反思(上).docVIP

矫正刑的理性反思（上） 　　随历史的车轮由近代拐入现代，刑罚由等价时代步入矫正时代，刑罚的重心由对犯罪的等价报应与等价威慑转向对犯罪人的隔离、教育、感化与改造。等价刑体制自此崩溃，以个别预防作为刑罚的基本理性与唯一的目的的矫正刑体制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刑罚的基本理性，（注：本文所称的刑罚的基本理性或刑理，系指笔者所提出的报应-功利统一化刑罚理性。详见邱兴隆著：《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对矫正刑这一兴起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衰落于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作为“科学”的刑罚模式为世界各国刑法所广为采纳的刑罚体制予以反思，力图在展现其表征的基础上，揭示其理论基础与认识论上的成因，全面评价其利弊得失。 　　矫正刑的表征 　　以预防犯罪人再犯罪为基点的矫正刑，使刑罚的视角由行为转向了行为人，由一般人转向了个别人，因而在制刑、动刑、配刑与行刑诸方面显示出其不同于以行为与一般人为视角的威慑刑。 　　一、制刑的表征 　　矫正刑在制刑上的总的特点是削弱刑罚的惩罚性，增强其教育性，具体表现如下： 　　1.废除死刑。在矫正时代，在被认为与杀人罪极具等价性且具有无与伦比的一般威慑功能而幸存于等价时代的刑罚体制之中的死刑，因不符合矫正理念而首当其冲地受到抨击，进而成为此间制刑者力图废除、以使刑罚体系由等价化转向矫正化的首选目标。 　　矫正刑从理论到实践，缘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此同时，在此间，出现了第一次世界性的废除死刑的高潮。如：意大利于1889年从立法上正式废除死刑；美国在1853年前只有密西根、罗得岛与威斯康星三州废除死刑，但自1853年到1915年缅因等五州相继废除，（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自1877年至1928年，南美的哥斯达尼加、尼瓜多尔、乌拉圭、哥伦比亚与北欧的冰岛也相继废除死刑。（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所列“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一览表”。） 　　虽然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死刑在此非常时期的价值受到非常重视死刑，其废除因而在此间被搁置于一边，但随着大战的结束，废除死刑又被许多国家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因而出现了又一次废除死刑的高潮。如：自1949年至1969年，原西德、洪都拉斯、摩纳哥、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奥地利、梵蒂冈等国均从立法的角度彻底废除了死刑。（注：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所列“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一览表”。） 　　2.简化自由刑。矫正刑着眼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因而注重自由刑的积极作用，相应地，等价刑时代基于惩罚与威慑的需要而设置的多种不同的自由刑之间的严厉性等级之别，对于教育、改造犯罪人已显不适应，因此，自由刑的统一化成为矫正时代制刑的又一特点。如：英国1948年的《刑事审判法》将自由刑简化为监禁一种。 　　3.改造自由刑。与注重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相适应，削减自由刑的严厉性，并赋予其教育、感化、职业训练与心理矫正等有助于对犯罪人的矫正的新内容，也是矫正刑在制刑上的重要特点。虽然此间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自由刑应以教育、感化与心理矫正等为内容者并不多见，但在许多国家的监狱法规中，却有相应的规定，甚至为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规定。如：联合国第一届防止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通过的《在监人犯最低标准规则》规定，“对于一切受行刑人，可因教育而受益者，应继续施教……”，“受行刑人之教育，在可能范围内，应与国家之教育相统一”，“劳动应……使受刑人能维持并增进其开释后之谋生能力”，“受行刑人劳动，应以……职业训练为主要目的。”显然，在这里，教育与职业训练被作为矫正手段所确认。 　　4.改良资格刑。由于资格刑本身不但不具有改造性，而且毁损犯罪人的名誉，使其自尊心受到挫伤，并易于给其留下耻辱的标记，不利于犯罪人的改过自新，有碍其再社会化，不符合矫正理念，因此，在矫正时代，不少国家要么是废除资格刑，要么是使资格刑非刑化。如：丹麦在1951年废止市民权利剥夺制度。而日本刑法典则在刑法中不再将资格刑作为一个刑种，而只在诸如《众议院选举法》之类的某些法律中规定禁止罪犯行使选举权之类特定权利，从而实现了资格刑非刑化。 　　5.增设保安处分体系。矫正刑的基本理念是教育、改造犯罪人，但并不排除对不堪教育、改造者或尚未构成犯罪的人采取与社会相隔离的手段而使之不为害的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矫正可以矫正者，使不可矫正者不为害”。正是如此，矫正时代的制刑者在改造传统刑罚体系，使之符合矫正的需要的同时，又在传统刑罚体系之内增设或在其外单设了使具有人身危险性者与社会相隔离的保安处分体系。如：前苏联1922年、1926年刑法，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