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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口供与讯问谋略界限之初探――以贿赂案件为例高德友今年是侦查一处党支部开展“三个一”读书活动的第三年。根据杨建生局长的要求，今年的读书活动主要围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工作来学习、研讨。为此，我主要选读了有关侦查讯问方面的书籍，对非法获取口供与讯问谋略界限等问题引发一些初步思考，现将有关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如下：一、以欺骗等方法获取的口供是否应排除修改后的刑诉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诉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无疑，对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获取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关键是“等非法方法”应该如何理解？有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范围仅限于采用“刑讯逼供”或“相当于刑讯逼供”的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所谓“相当于刑讯逼供”的方法如体罚、疲劳审讯、饿、冻、晒、烤等方法，至于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则不属于排除的范围,刑诉法的禁止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宣示性的。也有的人认为，侦查人员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口供，如果已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该属于非法证据加以排除。笔者认为，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其理由如下：首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修改后的刑诉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任务之一，并在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人权不仅仅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人格权、名誉权、言论权、辩护权等权利。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获取口供，固然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而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口供，同样侵犯人权。刑诉法之所以将“刑讯逼供”单列出来，主要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影响恶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严刑拷打的情况下提供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应当重点排除。对采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行为，并不是不管不问。其次，既然修改后的刑诉法保留了“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那么，用这种方法获取口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这次刑诉法修改草案第一稿中删掉了其中“威胁、引诱、欺骗”的字样，而在二审稿中又将其恢复，说明明令禁止威胁、引诱、欺骗的现实必要性。表面上看，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进行讯问的办案人员并未动粗，与刑讯逼供有天壤之别，其实不然，威胁、引诱、欺骗的做法同样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既然法律明令禁止，那么，用这种行为获取的口供，理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另外，从我国的司法解释看，也都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参加并批准实施的一些国际条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8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依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在现实中，已有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庭上以侦查人员有威胁、引诱、欺骗行为为由推翻原有供词，辩护人以此作为质证和抗辩的理由。而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则认为，没有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做法，采用的是讯问谋略，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定夺。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目前，不是以欺骗的方法获取口供是否应不应该排除的问题，而是以欺骗等方法获取口供与讯问谋略两者的界限问题，这也是作者探讨此问题的动因所在。二、讯问谋略的天然欺骗性谋略是指计谋和策略。侦查谋略是指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为了发现、揭露、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通过思维活动筹划出的以智取胜、以巧制胜的计谋和策略。作为侦查谋略之中的讯问谋略，是侦查人员直接面对被讯问人而采取的谋略，其具有诡诈性、隐蔽性和对抗性等特点。因为，讯问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谈判和沟通，常言道：“兵不厌诈”、“谋以诈立”。讯问谋略以制造错觉、迷惑对方等形式，促使犯罪嫌疑人上当受骗，从而交待犯罪事实，正所谓“虚虚实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另外，谋略的应用要具有隐蔽性，要把谋略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语言和行为之中，使被讯问人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圈套，这也表明了谋略具有的掩盖事实真相的欺骗性。可以说，谋略本身就具有威胁、引诱、欺骗的天性。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讯问中，一定的压力和欺骗是必须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