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水土（散文）.docVIP

父亲的水土（散文） 　　我仔细盘点过，在那座以姓氏冠名的村寨里，我父亲这一代人，识字者确实没有几个。族间的伯伯，一个念过私塾，一个参过军。族间的叔叔，一个当过社长（后来改称“社长”为“村民小组长”，毫不在意地透露了“上边”的傲慢），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过。就是这么两三个人，能认能写几个字。 　　父亲当过工人。从工地回故乡时，他用铁钉钉了三只笨重的木箱子，并在上面刷上了绿油漆。木箱子里藏着几十斤电线，铜芯的，带回了姑娘草坡，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然后，送到一个叫“青山”的地方，找那里一个也是姓徐的铜匠打成了两口吊锅。其中的一口，伴随父亲和母亲至今。另一口，分家时分给了大哥一家。木箱子里还有几个会议记录本，黑封皮的，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看见，它们尘封了二十多年。由于我们家在土瓦房里用木柴作燃料，满屋子的烟尘钻进木箱，将过去洁净的纸张熏染得陈旧不堪，彩色插图也变得暗淡极了。当时我才知道父亲不仅认识很多字，而且书写还很工整、流利。我开始觉得父亲和别的农民不一样，第一次对他肃然起敬。 　　现在想来，我那时对父亲的敬意，其实是对文字敬畏的转移。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父亲本人，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将文字奉为鬼神。这也许是，他们从工厂回来，很多有用的东西都不在了，却将看似无用的会议记录本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的，他们视文字为鬼神而非神灵。神灵是用来敬重的，鬼神则不同，常常是又敬又怕。文字之神，可能为他们带来福祉，所以敬之；文字之鬼，可能为他们带来灾祸，所以怕之。大哥和我的书本、作业本，以及一切有文字在上面的纸片，父亲和母亲都像对待鬼神一样对待它们。一些纸张，即使已经为我们所废弃，被姐姐妹妹用来“剪花样”、“贴鞋垫”，做女红，父亲和母亲也会深感不安。父亲对文字之神致敬，确实得到了福祉。大概是80年代中期，经一个在县城工作的亲戚帮忙，父亲凭着一个会议记录本里夹着的一纸“退职证明”，从此，每个月从乡民政所领到了二十三块钱。到了21世纪，这笔钱又有所增加。如果不是文字之神的保佑，当过工人的父亲曾经服务过的政府，永远不会再认他，给他这点生活困难补贴。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和父亲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两样的，但跟父亲回故乡，由于疏忽，没有办“退职证明”，政府就不理她。父亲对文字之鬼的惧怕，也是有事例的：1997年，我在昭通师专读书，做家教挣一点生活费。那个小学生的父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从前的地下党员，受过迫害，坐了十多年牢，妻子在他入狱后受害致死，他平反后当过某县人民法院的领导，要退休了又娶妻生子。我为了挣五十块钱，受他之托，写过一篇回忆他从事地下革命的文章，说是党史研究室要刊用。这事让父亲知道了，身为一名老党员，出于对组织已有的了解，他生怕我惹祸，担惊受怕了好长时间，直到我1999年毕业并顺利分配了工作，此事才算过去。 　　之所以要在这时说到父亲识字，原因有两点：其一，在姑娘草坡，我是识字最多的徐氏子嗣。而更为幸运的是，我不仅因为“识字”而改变了命运，既可以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住在徐家寨子那么一个贫穷、荒凉的地方，又可以不像当农民工的兄弟姐妹那样四处飘泊、亡命天涯，竟然在一个县城住了下来，而且还以在父亲眼里黄金般高贵、鬼魂般神秘的文字，经营着他们永远不可知的人生，这就是我干了十来年的“文字工作”，以及一直在暗中进行的“写作”。我暗自庆幸的同时，也感到了酸楚。其二，这些年来，我用通行的“文字工作”养家糊口，却败坏了文字，罪不可赦；我用脆弱的“写作”捍卫尊严，倒也对文字充满敬畏，确有一颗谦卑之心。冰火两重天，这是人生多么难以调和的两极！我个人内心的冲突和争战可想而知。为了缓解或者说逃避灵魂深处的煎熬，我在此前的写作中，避开了自己的身世，避开了生我养我的徐家寨子，避开了与我血脉与共的亲人，避开了我卑微苦寒的家族，避开了我自己的和这一切无所归依的命运！但是，正如以“文字工作”安身，以“写作”立命的我，不可能避开文字本身一样，这一切实际上都是避不开的。所以，我必须重新正视并接受它们。 　　于是，我决定让父亲和所有亲人进入“写作”。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感恩。但有一点，我自己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对我的身世、寨子、亲人、家族，以“文字”作报答，它们并不需要，也不理解，更不接受；而这种所谓报答，我并没有付出什么，反而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好处，简直就是一种自私，一种索取，至少，我会因此而不那么酸楚了，也不那么煎熬了，还部分地实现了自我救赎。进一步说，对于父亲，对于那一切，我其实无以报答，什么都不能给它们，而它们却把一切都给了我，这其中也包括命运。 　　能不能给识字的父亲找出一两个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字来？我想了又想，想出两个字来，它们是：水，土。 　　水，土，在父亲的生命中，孰重孰轻，不可妄下结论。但可以先从土说起。 　　姑娘草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