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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主要方式 监督抽查和产品监测、 行政许可、 强制性认证、 打假治劣、召回等，对违反产品质量相关规定的厂商及经销商采取严厉处置。 （1）行政许可 监管机构通过对许可证的掌握和颁发，将那些可能产生社会性危害的问题控制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限制不具备生产经营资格的经济主体从事该领域的经济活动。 我国现在对食品、药品、电力产品、建筑工程施工等诸多可能会引起社会性伤害的经济活动实行许可证管理。 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2）合格评定 认证、认可等合格评定手段是规范厂商行为、保护消费者安全健康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监管力图通过市场力量促使优劣产品分开，在产品市场中实现分离均衡的重要步骤。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本条例所称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 本条例所称认可，是指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 （3）监督抽查和产品监测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指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产品进行抽查检测。监督抽查可以分为国家监督抽查和地方监督抽查。 （4）打假治劣和保护名牌产品 打假护优，重点打击伪劣产品，积极推进产品评优，为产品的品质和消费者安全保 驾护航。 假冒伪劣产品给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了风险，给社会稳定注入了不和谐因素，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名优，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和影响。 （5）召回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或进口商在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 品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将该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并免费对其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 “三鹿奶粉”事件中政府监管的失灵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起轰动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 2008 年 6 月 28 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随后，类似的病例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的点就是食用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9 月 11 日，三鹿奶粉违法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被媒体曝光。随即，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婴幼儿奶粉中三聚氰胺进行普查，结果显示，全部 109 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中有 22 家企业的 69 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除了三鹿外，还包括伊利、蒙牛、圣元、雅士利、施恩、南山等知名品牌或免检产品，事件迅速恶化。 该事件重创中国制造商品信誉，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多个国家禁止了中国乳制品进口，中国奶业受到极大冲击。 事件中政府监管失灵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一方面是企业没有承担起质量主体责任，社会责任严重缺失，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诸多漏洞。 首先，在监管体系方面，多头管理导致问责困难，从制度设计上导致监管的积极性不足。 乳制品的原奶环节属农业畜牧部门监管，生产制造环节为质监部门监管，流通环节为工商部门监管，而卫生部门负责综合管理。 三鹿事件问题是在流通环节发现，若按制度问责工商部门，则明显不合理。从原奶到流通的奶粉，要经过四个部门监管，三道关卡，看似严谨的监管流程形同虚设。多头管理导致不作为扯皮，或权力争夺和垄断，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难以形成问责，监管部门在实施监管时监管积极性不够，监管力度不够深入，最终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其次，分段管理导致职能重复，且存在监管盲区。 食品安全的监管，除了卫生、农业、质监、工商外，药监、公安、甚至安全生产等部门都负有一定责任，部门间的职能交叉、重复执法、重复抽检、执法缺位等不同程度地存在，多头管理不仅使部门间不易形成合力，反而容易形成监管空白或盲区，如奶站的监管缺位和规范不明。 其三，监管权力的地方化使垂直管理和地方管理矛盾凸显。 质监和工商等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本来有利于监管的独立性和执行力。但在高度行政化监管体制下，基层监管权容易地方化。由于基层的人事权和财权均由地方控制，他们的利益与地方政府捆绑，极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在“人情”和“打招呼”的情况下，基层的监管执法可能被“变通”或扭曲。 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为地方龙头企业，在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力，使地方监管体系严重失灵，企业可以大胆地损害公共利益而不被曝光或查处。 其四，检测体系有缺陷。 在检测方法标准方面，只是部分引入了国际标准，简单地检测奶粉中的全部氮而不扣除非蛋白质中的氮，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用含非蛋白质氮很高的三聚氰胺来冒充营养物质。 国内的质量安全监测制度缺失，不能对产品质量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