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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瘟疫立论析非典证治 袁长津 　　瘟疫的发病急骤、传染性强、病情急重、传变迅速等特点，使其证治有别于其他疾病。历代医家根据瘟疫病因、病性、病位、病证和病势的特异性，通过临床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总结，在瘟疫理论和治法方药上不断突破和创新，形成了独立完整的学说。本文据历代医家治疗瘟疫的理法方药，对非典的证治进行了详细论述。 　　非典属于瘟疫范畴。治疗瘟疫，虽然还要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但由于瘟疫的病因、病性、病位、病证具有明显的特异性，且病情急重、传变甚速，因此，历代医家在大量临床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对于瘟疫的治疗观念和治法方药都有所创新，并各具特色。 　　一、逐邪为第一要义　　瘟疫为感受疫邪所致，其病情的轻重顺逆、传变发展及预后吉凶，主要由疫邪的深浅进退、繁衍多寡及对人体组织侵蚀及功能破坏的程度所决定。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反复强调疫邪是疫病之本，认为“邪不去则病不瘳，迁延日久，愈沉愈伏”，明确提出治疗疫病要“以逐邪为第一要义”。一是逐邪贵早。要趁疫病早期，人体的气血津液尚未被蚀耗、脏器功能尚未紊乱、机体尚能耐受峻猛药力的最佳时期，根据疫邪所盘踞的位置及特性，选择恰当的方药，因势利导，逐邪外出。二是急证急攻。对于起病急骤、变化迅速、病情凶险、危症迭起的一类疫病，在治疗上如果墨守“一日一剂”的老框框，往往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所以治疗用药，要紧随疫邪的深入和病情的传变而及时调整变换，紧迫不舍。吴氏说：“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从本次各地治疗非典的成功经验来看，也多是采用多剂型、多途径给药救治，或一日数剂，数法并用；或中西医结合，互助兼济。 　　二、辨病为主，重视专方专药　　对于瘟疫的治疗，吴氏认为“一病只有一药之到则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虽然吴氏临证运用治疫主方时还是要辨证加减的，但对不同疫病制以专方专药为主治疗的主张，确是一些著名医家临床经验和代表著作的一致体现。如吴又可创制达原饮治疗瘟疫初起、邪伏膜原；余师愚以石膏并创制清瘟败毒饮治疗热毒疫；杨栗山以升降散为治瘟疫的总方；叶天士以甘露消毒丹为主治疗湿热疫毒流连三焦气分，以神犀丹为主治疗热入营血而见高热昏谵、斑疹、舌光干绛等；李东垣创制的普济消毒饮为治疗大头瘟的主方等等。这些不同时代的医家在医疗实践中根据不同疫病所制定的专方，其主治功能和疗效一致为后世医家所公认和推祟。现代药理及临床研究证明，这类专方有较好的抗菌消炎、抑制病毒、解热降温及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皆取得较满意的疗效。近来，全国各地中医辨治非典的经验和许多知名专家的推荐方药中，几乎都不离这几首治疫专方，特别是达原饮、升降散、清瘟败毒饮、甘露消毒丹四首方剂。因此，对历代医家辨治瘟疫的治法方药进行探索研究，对于启迪和指导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中医治疗，特别是对非典这类突发新疫病的治疗，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三、治疗方法——几种常见的治法　　1.疏达膜原　　明祟祯年间，瘟疫流行，当时的医生多拘守《伤寒论》成法，却很难取效。吴又可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针对瘟疫初起时先憎寒，继而发热，日后则但热不恶寒，发热日晡益甚，伴头身疼痛，脉不浮不沉而数，舌苔薄白，病重者白苔厚如积粉、满布舌面等表现，认定此为疫邪郁伏膜原，创制了疏达膜原的名方达原饮。《温疫论》中列有该方的随证加减法：如兼见少阳经证加柴胡；兼见太阳经证加羌活；兼见阳明经证加葛根；如邪热不解而内传，舌苔从根至中央渐黄者为邪渐入胃，原方加柴胡、羌活、葛根的基础上再加大黄，此即三消饮。清俞根初治邪伏膜原、湿遏热伏的柴胡达原饮；雷少逸《时病论》中治疗湿热疫的宣透膜原法；薛生白的湿热阻遏膜原方等，均为吴氏疏达膜原的达原饮加减而成。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该方中厚朴、槟榔、黄芩、草果等药皆有较强的抗菌和抗病毒作用；临床研究亦证实，用达原饮辨证治疗某些急性传染病，如伤寒、疟疾、流行性感冒等，确有较好疗效。中医专家推荐用达原饮治疗非典的报道也很多，著名中医学家任继学教授曾就非典提出过“毒疫之邪侵伏膜原”的病机。一般认为，非典发病3～10天，多以湿热蕴毒、邪伏膜原、流连气分为主，主张用达原饮、甘露消毒丹为主加减治疗，可有较好的疗效。　　2.通里攻下　　中医治疗外感热病一般都慎用通里攻下法，纵用之，亦必待“的确系燥结痞满，方可用之”，故治伤寒有“下不厌迟”之说，治湿温更把下法列为“三禁”之一。但疫邪传变甚速，极易速传阳明胃肠，斯时，胃肠内宿粪、燥屎、蓄血等有形的“邪薮”可能还未形成。但治疫病以攻逐疫邪为本为急，故吴又可反复指出疫病以“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因邪热而致燥结，非燥结致邪热”，并一再强调治疫病用攻下法的根本目的是攻逐疫邪，认为“承气汤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若必待燥结形成才应用攻下方药，是养虎遗患，使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