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补惠农政策的利弊反思.docVIP

直补惠农政策的利弊反思 近年来，为促进农村发展、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涉及农业、林业、农机、教育、医疗、计生、交通等多方面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在惠农政策体系中，有一个重要模块就是直补政策，或称针对原子化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直补政策是中央落实“多予”方针的有效方式，有专家认为中国开始进入农业补贴时代。目前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主要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两项，除了直接补贴外，中央财政对农民的补贴还有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重大技术专项补贴等。而为了保护和增加林地面积，中央财政还设置了退耕还林补贴等。 　　一、直补模式惠农政策的积极意义 　　以资金发放为特征的农业补贴政策使农民感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直补模式的惠农政策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产生了较好效果。直补模式的惠农政策的好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干群关系的和谐度。农村干群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强化和固化，并一度成为农村矛盾的主要形态。农村干群矛盾是在乡村干部“催粮收税”行为与农民“反催粮收税”的行为博弈中不断强化的。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交付的收税这一“政治任务”以及为保障本级政府的有效运转，乡村干部在催粮收税上可谓费尽心机、用尽手段，既有温和的说教，也有威严的诱逼，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不断增加的征收与反征收的博弈中，干部与农民的矛盾不断激化。不过，惠农政策的落实则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农村干群矛盾得到了缓和，现在不仅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干部还时常下乡进行补贴资金的登记工作，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有些农民现在甚至主动和干部搞好关系，因此，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使“三农”趋于稳定。而基层干群危机的消解，也使农村不再可能成为改革发展的一个“雷区”。 　　二是有限度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制度改革和体制转轨，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那个时期农村经济非常活跃，农民收入增加很快，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幅。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粮食生产的相对过剩，由于人们对初级农产品消费的减少，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不增反降，而与农产品价格直接相关的农民的收入也不增反降，这样的格局下，农民的相对贫困就越来越明显，农民的相对剥夺感也日渐强烈。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向农民收取“皇粮国税”，这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甚至反抗。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惠农政策的增多，农民的收入有了缓慢增长的迹象。虽然惠农政策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致富，但惠农政策所释放的信号是中央对农业更加支持，因此，农民的生产热情也会增长，而这会间接增加农民收入。 　　三是有限度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大规模惠农政策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断降低，因为，农民认识到从事农业种养植收益十分有限，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农民愿意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在农业种粮积极性下降的态势下，国家的粮食安全遭遇严峻挑战，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也面临困局。而通过粮食直补、技术直补等补贴政策，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养植的积极性，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农业生产剩余收益的相对增加。不过，由于惠农政策基本是“撒胡椒面”的形式，只是有限度地增加了农业的种植收益，因而，这一政策形态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二、直补模式惠农政策的若干问题 　　虽然直补模式的惠农政策有一系列好处，但从当下农村发展需要来看，惠农政策不仅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导致农村出现新的矛盾和危机，也可能影响农业发展的取向。通过调研，笔者认为不宜过分夸大惠农直补政策的效用。评价惠农直补政策，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一是直补政策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工作负担。直补资金一般是每年一发，而每次发放直补资金，乡镇政府和村组干部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了使农民知悉惠农政策，乡镇和村组干部需要转发兑付文件、制作宣传资料、编制帐单表册、走村入户宣传等，而为了防止直补资金的截留、漏发、多发、错发、少发等情况，每次发放资金，乡镇和村组干部都需要进村入户逐户登记、丈量土地、核实面积、制订账卡、张榜公示、协调纠纷、层层报批、督查验收等，由于这一工作直接面向原子化的农户，因此工作量十分庞大。笔者在乡镇调研时了解到，某镇2007年发放补贴时往计算机录入各个农户的补贴数额和相关数据，财经所十几个人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星期，为了赶进度，还请了不少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临时帮忙。另外，为了应付上面的各种检查，乡村干部还需要赶工制作各种检查所需要的材料账本，这些材料账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编写和制作。 　　笔者在农村调查，一些基层干部则反映他们一年四季都在为发放补贴作准备。在一些乡镇，基层干部不仅需要出工，有时还需要掏钱，据乡（村）干部反映，每年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过程中还需要个人垫付“三个一千元”：一千元的交通费、一千元的食宿费、一千元的电话费。乡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