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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详细]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详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