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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该如何看待宋朝？ 刘仰：《超越利益集团》前言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年多的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写这本书。当我开始着手这个题目，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北宋和南宋加起来超过300年，是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有人统计，保留下来的关于宋朝的文字记载，大约有四亿文字。再加上几百年间中外人士撰写的关于宋朝的评论、专著，数量更是惊。一个人穷其一生也很难通读一遍，而我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写一本关于宋朝的书。这本书既不能给人生财、守财的指点，也不能给人明哲保身的护佑，更不能教人长命百岁、永葆青春之类的秘诀，也没有从神秘迹象开示命运的神奇。这本书只是一些普通的大道理，虽然我想把大道理讲得通俗，虽然我想纠正某些被误解的大道理，但是，只靠这些，没有桃色历史，没有情色历史，没有探秘历史，能否让人们愿意花时间来读？我不得不战战兢兢。 之所以要写宋朝，实际上是为了说现在。关于宋朝的现代解读，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有一个倾向认为宋朝没什么值得夸耀，除了文化上的繁荣，军事上的惨痛失败，似乎暗示了文化昌盛必然导致的虚弱。“积贫积弱”是描述宋朝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另一个倾向是，一些中外学者把宋朝当成中国文化的高峰。陈寅恪先生的话经常被引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人们的引用常常只到此为止，而不继续引用陈寅恪先生紧接在后面的论断：“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朝真的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终必复振”吗？像李约瑟这样的西方学者，在承认了宋朝的先进后，也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宋朝的先进是如何产生的？宋朝之后，明朝以后，中国为何没能保持先进，反而让欧洲超越了？于是，很多人把焦点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以至于有人断言，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没有被夭折，那么，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由此，在王安石去世很久以后，凡是批评否定王安石的中国历史人物，往往都被今人冠以“空谈误国”的名号。 有很多人将今天中国的处境，追根溯源到宋朝那里。例如，靖康之耻依然具有现代指向性，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相比较，都是中国被打败；岳飞和秦桧的评价，直到今天，还被不同的现实需求肯定或翻案；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与他的命运放在一起，依然让今天的人们长吁短叹，他是英雄吗？这样的英雄意义何在？我们究竟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还是只看结果？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历史依然在影响今天。差别在于，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自己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在另一些人看来，中国历史有益的价值，还没被我们自己真正认识。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历史虽然是历史，但同时也是现实。反过来，现实问题也都有历史的渊源。因此，历史的解决方案就算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至少也是一个借鉴。我们今天读历史，除了看那些出现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手段外，关键还有解决问题的理念。古今中外，现象各异，理念差别并不大。 从时间轴上连接宋朝和今天，是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一件事情。这本书还有一个同样艰巨的任务：在宋朝的时间段上，跨越空间，比较宋朝的文化制度与欧洲文化制度的差异。北宋建立于960年，南宋灭亡于1279年。按照西方纪元，宋朝正处于上一个千年的结束和下一个千年开始的地方。在这个时间段上，欧洲被后人称为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历时约一千年，大致来说，500年至1000年，称为中世纪早期；1000年到1300年，称为中世纪中期；1300年至1500年，称为中世纪后期。宋朝基本上处在欧洲中世纪的中期。在这个时期，欧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长达200年的十字军战争。 按照西方历史分段法，1500年后，文艺复兴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告别了中世纪，走入近代社会。然而，很早以前便有人提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近代社会。或者说，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经具备了。例如，君主集权替代贵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领主，百姓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获得人身自由，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贵族文化等。欧洲近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在宋朝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很成熟。此外，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权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政权地位的上升，导致国家主权意识的日益强烈，民族主义在欧洲成为强大的趋势并造成巨大灾难。当人们说中国历史只有“天下观”，缺乏“主权观”的时候，我们看到，宋朝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上国家主权意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最强烈的朝代。但是，宋朝的主权意识和民族主义并没有像后来的欧洲那样，给世界或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反而在军事失败后，以文化的力量同化了其他的民族主义。对于今天来说，宋朝既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 欧洲构建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所有优异特征，都源于欧洲文化本身，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