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有价值共识和公民启蒙.docxVIP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之上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便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因此，公民社会体现了一种民主的理念,那就是，“民主不是别人赠与的礼物，而是一种公民责任”。但是，公民社会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政府必须鼓励、培育和依靠它，而不是限制、敌视和排斥它，在这个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尤其需要对公民社会可能遭遇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1. 能否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来概括下您所认为的“好的公共生活”的核心标准？ 你说的“核心标准”如果可以理解为核心价值的话，那么，用核心价值来概括好的公共生活，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尊严。这些基本价值能让一个国家里好的公共生活在别的国家的人们看来，也是好的公共生活。这样的“好”才能具有普遍意义，并成为绝大多数人能够认可的是非和善恶标准。价值观对于公共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 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公共生活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对于任何一个公民共同体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只要是好的价值，只有能提升共同体存在的意义，来自什么源头并不重要。 2. 请分别谈一下民国、改革前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公共生活是个什么状态？百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亦或是退步了？ 说起“公共生活”就不能不知道什么是“公共”。公共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公众”英语是the public，第二个的“共同”，英语是the common。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Cultivating the Common Good，翻译成中文便是“培育公共之好”，这应当是一种大多数民众都能认可的好，也是能使得大多数民众可以按照民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原则来共同生活之好。这时候的民众便不只是“国民”或“人民”，而是“公民”，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民主的公民”。其实，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好的公民生活。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我书里174篇文章涉及的就是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教育占了不小的篇幅。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暗中比较的结果。民国、改革前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的教育在自由和人文教育方面是进步还是退步，恐怕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公共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闻和言论自由，我书里也有不少是涉及这一方面的讨论。没有新闻和言论的传播，整个社会中的个体就会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可以称得上是公共的生活关系。新闻研究者卡雷(James Carey)曾经说过，“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可以取得共识的公众。他们便是参与在公共生活中的人们。在人们不能公开议论时事,难以了解时事,或者不能公开批评时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公众的。卡雷还说:“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新闻若有任何基础可言,那就是公众。新闻若有委托人,那就是公众。” 民国虽然有封闭报馆、捕杀报人的事件，但一直有存在独立媒体的社会空间，民国时期出现过一大批记者、报人，他们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至今还被人们深深敬佩和怀念。以他们作为当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勇气的衡量标杆，民国、改革前与当今中国公共生活的新闻是进步还是退步，恐怕也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3、与“好”相对的是“不好”，请问当下中国有哪些不好的公共生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青年人不利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书里避免为“好的公共生活”下一个教义性的定义，只是在封底上用几句话来作举例提示：“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共同的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我避免在正文中用定义来概括公共生活的“好”，是因为或明言或暗示，我谈论大都是与“不好”有关的事情。哲学家马格利特说过，对于不好来说，好是第二性的，就维护好的公共生活和正派社会而言，纠正不好，要比倡导好更为优先。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与其期待人人像雷锋那样做好事，不如先要求大家尽量都能正派行事，不做坏事。在观察和思考好与不好的时候，从顺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