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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安全的生态链条调查 　　1月28日至29日，江苏南京召开了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加强血液管理，保证血液安全。继续大力提倡和发展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队伍规范化建设，开展血液筛查核酸检测的试点工作，进一步落实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完善供血网络和采供血机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加强血液管理相关培训工作。” 　　3月26日，卫生部正式发文，北京市血液中心、上海市血液中心、广州市血液中心、武汉市血液中心、成都市血液中心、深圳市血液中心、常州市中心血站等12个省市15所采供血机构，被列为首批核酸检测试点采供血机构。4月，核酸试点工作在首批试点血站纷纷开展。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中国大陆输血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已不言而喻。 　　目前，中国医疗输血存在着严重的短缺现象，输血需求量远大于实际采血量。但由于血液的特殊性，使其无法进行市场化的尝试。在整个血液输送的链条上，血站和医院是两个节点，这两个节点是决定输血安全的重要因素。 2009年12月1日，北京“世界艾滋病日”，人们戴着写有“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口罩表达不满。 　　稀缺的血液 　　《献血法》出台前，义务献血无法保证临床用血的需要，临床用血基本上来源于卖血者，致使商业卖血行为甚为普遍。上世纪90年代，由于管理严重缺失，河南、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山西等地都出现卖血人群中艾滋病等病毒感染流行的事件，甚至出现多个“艾滋村”。 　　以河南上蔡的文楼村为例，全村3170人，在1995年之前，参与地下非法卖血的就有1310人。1999年11月，河南省卫生厅对当地卖血人员进行调查时发现，卖血人群中，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血液管理极度缺失造成了众多灾难的发生。在这一背景下，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出台，提出“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提倡18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安全的献血者是安全血液的最强保证。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无偿献血者的血液安全性最高，有偿献血者则往往受到利益诱惑而隐瞒真实的健康状况。 　　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到2005年，中国无偿献血率从22%上升至95.6%，自愿无偿献血率从5.5%上升至84.8%。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临床用血在很多城市已经是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个别地方这一比例是99%以上，且血液采集主要由采供血机构来完成。 　　虽然无偿献血已基本保障临床用血，但就全国而言，血液短缺是常态的。对此，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高东英副主任认为，全球都面临血液短缺状态，原因首先在于人口老龄化，献血队伍后续力量跟不上;此外，尤其对于中国来讲，医疗保险覆盖比例增高，医疗资源需求加大，用血量自然就上升了;第三，医疗技术的发展致使以前不能做的手术可以做了，这也加大了用血量;而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医疗资源丰富，随着快速交通的发展，周边地区的病人也会分享大城市的血液资源。 　　高东英举例，北京去年用血量是136吨，采血量却刚过百吨，这已是建站以来采血量首次过百吨。虽然采血量已极大提高，但仍会出现阶段性、季节性的用血短缺。目前，全国无偿献血工作的形式主要体现在街头的采血车。天气状况不好、气温寒冷、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交通管制等都可能造成阶段性的采血量下降。 　　解决阶段性、季节性缺血的状况，关键在于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应急保障能力。高东英介绍，这种长效机制境外经验可供借鉴。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会建立与各团体、单位和公司的联系，其采血量的50%～60%都来源于这些组织的献血。 　　以新加坡为例，每个区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该区各个单位的献血招募工作。例如，有的单位或学校会安排在纪念日或成人礼的时候组织献血。这样，即使遇到恶劣的天气情况，这些单位、组织也能够保障稳定的血源供应。 　　然而，这种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却遭遇了困惑。由于过去计划献血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造成的消极影响，一些单位往往对此心有余悸，将这种单位自愿献血模式等同于计划献血，产生排斥心理。 中国输血困局的关键在于整个输血体系半市场半行政的古怪格局。 　　血液检测的软肋 　　根据卫生部要求，采供血机构须对采集的每一份血液进行7个项目的检测，包括谷丙转氨酶（反映肝功能最灵敏的指标之一）、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以及血型和血色素。基于疾病流行率的考虑，有些病毒没有列入到检测范围内，这也成为输血的未知风险。 　　其中，快速检测的部分在献血车上完成，对献血者进行初步筛查，以防止不健康的人群献血。献血者将被要求填写健康问卷进行自我排查。该项自我排查取决于献血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我健康的了解程度。高东英认为，这一部分的公共教育有待加强，这是从源头控制血液安全的根本，而这一点也正是目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