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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识论纲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认识论如果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空洞的图式，科学如果脱离认识论……就会成为粗俗的，混乱的东西。”历史学是以人类社会既往运动发展过程为认识对象的科学，它也应该与一般认识论相结合。这就是历史认识论。 历史认识论研究历史认识活动的形式、特点、规律等问题。学术界虽然已有一些有识之士予以重视，但是，关于它的具体内容却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本文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略加探讨。由于篇幅所限，每个问题皆未能展开论述，故题曰“论纲”。 一、关于历史认识的特点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主体直接作用于客体，这是直接认识，主体间接作用于客体，这是间接认识。历史认识都是间接认识。因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史家这一认识主体与客观历史这一认识客体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活生生的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不可能直接介入后世史家的认识过程。换言之，史家要认识的是昨天和前天，而史家本人却生活在今天。这种时间上的限制把认识主体(史家)与认识客体(客观历史)截隔开来，这是历史认识不同于现实认识的重要特征。 那么，史家依据什么去认识历史呢?这就是各种历史材料，包括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物、遗迹，和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献、口碑，我们统称为史料。史料虽然并不是历史，却是史家认识历史的中介体，是唯一能展示客观历史面貌的中介体。史家的认识活动是直接作用于也只能作用于史料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乃是史家历史认识活动的客体。我们称之为中介客体。而活生生的客观历史则成为历史认识所反映所描述的原本客体。这就构成了历史认识客体的二重性，这是历史认识的又一特点。 或曰，文物、遗址等物质形态的史料，固然可以作为认识客体，难道精神形态的文献、口碑也能够称之为客体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思想客体”就具有类似性质。当前兴起的科学学不也是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认识客体吗?某种用语言文字符号等为载体的知识体系虽然不是物质，但却反映物质，它从来就是人们的认识对象之一。 从历史认识过程中二重客体的相互关系看，一方面中介客体并不能完全覆盖原本客体，因为不管史料如何丰富，也只是保存了客观历史的部分片断和痕迹。因此，中介客体总是“小”于它反映的原本客体的。但在另一方面，中介客体主要指文献、口碑，又“大”于原本客体，因为不管史料记载如何凿凿有据，但它毕竟是当事人或传述者主观反映的记录，除了一些简单的记述如人物的姓氏乡里，生卒年月、事件的时间、地点、典制的名称沿革等(尽管这方面也有不少讹误)比较容易确定之外，很难说它就完全正确地记录了客观历史的真实过程，由于当事人和传述者的阶级立场、个人感受、认识水平和条件等的影响，总要在所作的历史记述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一些外在的成分和主观的因素。对此梁启超有一段坦率的自白：“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这里说的是当事人的记述，尚不免如此，至于一再转手的史料，更如“古史辩”派所指出的“层累地构造的历史”那样，加进了更多的东西。所以说，中介客体往往又“大”于原本客体。 历史认识二重客体之间的上述非偶合关系对历史认识活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限制了历史认识的内容，即当中介客体过于小于它反映的原本客体时，就无法开展这部分历史的认识活动。它规定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方法，即通过考证，以减少二重客体之间的误差。它还决定了历史认识检验中的实践标准具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形式。因此，它也就决定了历史认识活动既要遵从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特殊的运动形式。 二、关于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 历史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它以探索未知的新领域、新知识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而不是漫无目标地去反映和认识客观对象，但认识的目的又是在“问题”这一情境中加以确定的。也就是说，“问题”是历史认识过程的起点，而不是一般认识论中的感觉经验。历史认识活动是一个知与不知的矛盾运动过程，“问题”正是知与不知的中介点，是这一矛盾的产物。而正确的历史认识成果，就是这一矛盾的解决。 不同的历史“问题”规定了历史认识活动过程中所要把握的具体对象，规定了历史认识方式和解答程式。由于客观历史的极其复杂性，历史认识也远比其他认识活动更为复杂。要弄清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要找出历史发展链条中的环节和纽带，要掌握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等等，都是历史科学所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便需要采取不同的认识形式。概括地说，主要有考实、抽象、评价三种。 关于考实性认识。这种认识形式在于确定历史人物、现象的存在形态，判断史料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