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特殊金融合约的订立与调整课件.pptVIP

一份特殊金融合约的订立与调整：国有银行制度之谜新解 一、背景与问题 1993：一个重要而敏感的年份 货币化比率突破100％ 通货膨胀率达到21.7％ GDP增长13.5％ 国内信贷增长60％ 国有银行的信贷市场占比超过80％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高达46％ 一、背景与问题 数字背后的“真相” 高增长对国有银行体系的“刚性依赖” 高增长的“金融代价” 一、背景与问题 决策者的政策反映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 调整改革策略：政府与市场的“进退组合” 国有银行体系：“业务分离” 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 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 一、背景与问题 政策绩效 两种业务“分而不离” 1993年，政策性贷款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35.25％ 1998年，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贷款仅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6％ 决策者低估了业务分离的难度 几乎整个国有经济都是政策性金融的“照顾对象” 国家无法人为切断国有银行体系与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血肉联系” 一、背景与问题 问题所在 一个独特的银行体系：试图兼容两种效用函数 两种效用函数的冲突 商业性业务：私人效用（国有银行） 政策性业务：社会效用（国家与老百姓） 两种改革偏好 国有银行：“市场化”（？） 国家：金融控制 一、背景与问题 改革参与者“各怀心机” 国有银行的“小算盘” “半市场化”境界 别让国家完全“撒手” 坐享两种体制之好处 国家的“难言之隐” 不想完全退出（金融支持需求） 根本无法退出（社会责任需求） 一、背景与问题 不同的改革诉求 国有银行 国家担保下的银行市场化 获取无风险改革收益 国家 金融控制下的银行市场化 确保市场化了的国有银行继续“为我所用” 一、背景与问题 一条特殊的改革路径 国家担保之下单方面瓜分改革收益的“游戏” 国家的改革两难 市场化与金融控制的纠缠与依存 改革收益与改革风险的不对称 谁在“偷着乐”？ 谁是最后的“埋单者”？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1984年：一个改革“折点” 国家经济增长责任与财政能力的冲突 “拨改贷” “金融支持型”经济增长 国家寻求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 超强储蓄动员能力 超强金融支持能力 按照财政规则运行的银行体系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国有银行体系的难处 资产方：国有经济 负债方：居民部门 信贷资产扩张与存款流动性的潜在冲突 需要风险承担机制 国家与国有银行的约定 国家：风险承担承诺 国有银行：金融支持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的履行绩效 1984－1993年 “蜜月期” 10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12％ 不菲的代价 通货膨胀 1985：8.8% 1988：18.5% 1994：21.7% 不良贷款 社会政治矛盾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的调整：第一层面 标志性事件：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 调整方式：合约拆分 金融合约“一分为二” 完全风险承诺合约：针对政策性银行 部分风险承诺合约：针对国有商业银行 部分风险承诺合约的“过渡性” 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 风险承诺的“退出” 风险承诺转移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的调整：第二层面 标志性事件：1995年，两部银行法出台 调整意图 重建国家的金融控制权威 削弱地方政府的金融影响力 构建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正式制度基础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调整的效果：喜忧参半 “喜”的一半：信贷紧缩效果明显 1996年，首次出现1132.45亿元的存差 通货膨胀率，1995年14.8%；1996年6.1% 金融资源配置权力重新集中 “忧”的一半：风险承诺转移收效甚微 国有商业银行与经济的政策性金融联系并未松弛 国家的风险承诺依然故我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额外收益 信贷自主权的显著提升 国家风险承诺的保留 国有银行体系的“梦想” 国家风险承诺之下的信贷自主权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意想不到的改革情形 国家担保下的国有银行市场化 风险承诺“内生”金融控制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金融合约调整的新尝试：赎回方式 风险承诺＝国家声誉：一种无形资本 无形资本＝无限责任 用有形资本赎回无形资本的努力 1997年，2700亿元特别国债 2004年以来针对国有银行的多次注资 2008年12月，最近一次针对中国农业银行的注资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为什么“赎而不回”？ 国有银行的特殊资本结构 ， 为资本金， 为国家声誉系数， 为居民存款 居民存款与无形资本紧密相关，而与有形资本无关 居民存款对无形资本的“心理依赖” “心理依赖”的巨大外部性与不可赎回性 二、一份特殊的金融合约 国有银行的策略 无形资本的不可赎回：国家的致命“软肋” 国有银行的选择 在不赎回无形资本的前提下“套来”更多的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