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双城记.docVIP

史上最快最全的网络文档批量下载、上传、处理，尽在：/ 滬港雙城記 論〈傾城之戀〉與《新傾城之戀》的時空意識書寫 陳嘉恩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關鍵詞 張愛玲，傾城之戀，改編話劇，香港，上海 本文發表於2005年7月南京大學與上海戲劇學院主辦 「中國戲劇——從傳統到現代」國際研討會 〈傾城之戀〉原載於張愛玲於194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傳奇》，是她筆下第四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傾城」的典故語出《漢書．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之戀〉的故事背景始於上海的一個遺老家庭，之後場景遷移到香港——「傾」之「城」是指香港，1941年12月8日，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攻佔——香港與上海相互映照，小說一個「雙城故事」。〈傾城之戀〉的「城」可作有形及無形兩方面香港和上海為現實之城，都是一種空間構設，這種「城」是有形的。另一種「城」；兩種「城」都影響人物的心理和活動。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唯一親自改編成舞台劇的小說，1944年12月16日在上海新光大戲院公演，連演場。香港話劇團亦曾於1987年及2002年搬演此劇，2002年的舞台改編名為《新傾城之戀》，並計劃於2005年8月三度重演。《新》劇被視為一次「跨文化創作」，特點在於「運用現代劇場新語言及現代愛情觀去演繹名著」（鍾麗明，2003）。 要把《傾城之戀》與《新傾城之戀》作跨文化分析，首要釐清兩部作品跨越了甚麼文化——四十年代的上海，千禧年代的香港。滬港兩城在小說和話劇中，均存主客體的二元／雙重結構。本文旨在探討原著小說《傾城之戀》及改編話劇《新傾城之戀》各自佈局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究竟上海與香港分別扮演甚麼角色？以下嘗試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析述兩部作品裏的主客關係。 〈傾城之戀〉：主在上海，客在香港 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亦即〈到底是上海人〉）向讀者宣稱雖然這是「一本香港傳奇」，但是她「用上海人的觀點來觀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並願意把她的香港故事獻給上海讀者（張愛玲，2002）。張愛玲是有名的上海人、上海通、上海迷，白流蘇也是上海佳人，故事背景在上海小說佈局的主體在上海，香港是上海的「者」，亦即是客體。 沉重的時間．局限的空間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時間和空間的意識有着密切的關係。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曾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澈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張愛玲，1983：18） 「時代」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密切，時間意識可以透過空間意識去理解。張氏《傳奇》內的小說篇章大都與時代的——政治事件——較少聯繫，描寫場所又多集中在上海香港兩地一屬淪陷區，一屬殖民地，有共同的地域情結，亦即通商口岸重利色彩和避談時事的傾向，張氏筆下的「時代感」表現在刻劃升斗小民處身特定環境裏的遭遇和心態，顯現動盪時代遍及眾人的影響力。她對於「時代沉重」所作的詮釋，不但表現為小說中新舊因素的交錯，以及對於人的影響；更重要、具更具特色的是她的「歷史意識」——「過去如何影響着現在」（夏志清，1979：341），以及時代如何影響活着的人。放諸〈傾城之戀〉，雖然小說的背景是香港的抗日戰爭（這種明確的時間交代在張氏小說中也不常見），從戰爭的不可預期，以及小說題目的反諷和隱喻意味來看，「傾城」的象徵意義遠超過寫實性，張愛玲以平俗、滿不在乎的心思，註解「傾城」這件本應驚天動地的事： 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巿傾覆了。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張愛玲，2002：230） 「傾城」在小說題目中具有反諷的意涵（方梓勳，），女主角白流蘇沒有「傾城傾國」的能力，只是她因緣際會碰上香港的淪陷，一座城傾圮了，成就了她機關算盡的愛情；成婚的過程中，她是戰爭的被動受益人，而不是主動的策劃者。如果她於亂世得到范柳原的姻緣，能夠算得上傳奇，那麼「到處都是傳奇」，其他蒼涼故事「不問也罷」她暗喜。套張愛玲的用語，白流蘇不是英雄，僅為負荷這時代的其中一員。 有論者認為「雖然張愛玲也是站在這世中感受着時代的變動，但她與時代生活的主流始終保持着距離，這就給她的作品帶來了一定的局限性。」（周為，1988）這裏所指的局限性，毋寧是說張愛玲初期小說的描寫範圍多半侷限於三、四十年代滬港兩地，又和當時「感時憂國」的文學主流脫節，題材盡屬男女言情、家庭瑣事，不帶絲毫革命抗戰的大時代氣息。某些文評家難免認為這是一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