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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0日在师大培训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不久就要成为老师的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有一次交流，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委托我来讲这个内容的师大领导和市局领导之明。尽管我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心中惴惴。 按照市教育局的安排，今天让我和大家交流的关于《课程标准》的解读。我想各位都是师大的优秀者，薄薄的一本课标，用一天的时间来说，有点浪费时间；大家可以在下面用一点时间把课标看看。课标上的话，都是原则性意见，干巴巴地说课标，我想大家会烦；我自己也会感到烦。大家会感到累，我也会感到累。离开了具体的课本和课文，离开了课堂教学实践，课标都是些条条框框，一个老师，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老师，离开了具体的操作层面，哪怕能够把课标背诵得滚瓜烂熟，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与其费那么大的劲研究干巴巴的条文，不如结合具体的课例来看看全国那些优秀的语文老师是如何运用课标的。因此，我自作主张，把今天安排的内容做一点改动，即把我所知道的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老师是怎样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和落实课标精神的一些做法，介绍给大家，以使效果更加好一点。 我们先从两个故事说起吧。 第一个故事：1979年，中国和美国相互派出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到对方的国家考察。回国后，中方的报告说，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结论：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的报告是，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端在胸前，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结论：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20年过去了，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共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2003年共产生了1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占了半数左右。而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达赖喇嘛，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和平奖。据说，2006的诺贝尔和平奖，要奖给新疆一个叫做热比娅的女首富，热比娅,是一个新疆人都不陌生的名字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名字。此人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曾经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且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曾经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热比娅拥有2亿人民币的财富，将之列入中国富豪第八位，是臭名昭著的“东突”分子，据说有关方面正在协调，假如真的把这个奖项给了这个人，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话说明了，就是自从1979以来，由此上溯到建国以来，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我们没有机会，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以及超导的研制发明，都曾经有机会，可惜的是由于我们的体制问题，挂名者太多，违背了诺贝尔奖评比的游戏规则，失去了机会。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印象想来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西南联大的。当年设计和主持修建西南联大校园的是梁思成，让这位世界级的建筑师设计和修建这所大学，可真的为难了他，没有理想中的建筑材料，更没有资金购置这些建筑材料，只能够因陋就简了。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所大学，除了图书馆以外的其他建筑的墙几乎全不用砖而用夯实的土，房顶全部用马口铁或稻草。昆明是个多雨的城市，每当雨点敲打着房顶的时候，教室里就是一片滴答与叮当声，雨水顺着墙壁往下流，正在上课的那些教授只好把讲的课停下来，让大家赏雨。一位教授曾写了两句诗描述这一情景：“一窗佳景王维画，半壁锦绣杜甫诗。”恶劣的教学环境居然充盈着如此美丽的意象，在不经意的笔下显示出了西南联大这些知识分子那种淡淡的幽默与达观。西南联大，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这里荟萃了中国最多的知名教授，陈寅恪、冯友兰、朱自清、梅贻琦、杨文珍、沈从文、张宗和、孙凤竹、崔芝兰等在当时或以后在不同科学领域执牛耳的学者都在这里执鞭讲学，由于有了这些重量级的大师，这所大学也培养出了后来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顶级大科学家和学者。由于学校的校舍紧张，一间学生宿舍里要挤40个人，学生自修或老师备课做研究大多在街头的大小茶馆里。这些茶馆里或浓或淡的茶汁，居然滋润出了后来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滋润出了汪曾祺、朱德熙等文学家和语言学家。 这个故事也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我们的教育制度，思考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反而要败在美国学生的手下？我们现在不要说类似师大这样的大学，尽管我们这所大学在全国还不是条件最好的，即使是任何一所中学或小学的条件也都要比当年的西南联大强得多，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类似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样的世界级的大师？ 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学生学习语文，是一种对母语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