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特例.docVIP

党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特例 一、毛泽东谈陈独秀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大革命前期：魄力雄大 1917年,毛泽东就评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是他们最早的交往。毛泽东对斯诺谈起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称赞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刚出狱的陈独秀则写《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赞美毛泽东驱张斗争。 1920年春末夏初,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组织类似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陈独秀答应为毛泽东周转资金,并建议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陈独秀寄给毛泽东《共产党》月刊和青年团团章,请毛泽东负责湖南发起组。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去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二)大革命中后期：反革命的嫌疑 1923年夏天,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冷淡,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阴影；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三届二中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避免国共不必要冲突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 10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三)土地革命以后的时期：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1929年11月15日,中央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而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陈独秀作为非对抗形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例子。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多次谈到陈独秀。说“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陈独秀“是大不老实的人”；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二、刘少奇谈陈独秀的四个错误 (一)工作作风上的家长制错误 刘少奇在党的建设上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理论上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反映。刘少奇的上述思想,是在总结党史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在总结陈独秀等家长制错误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 刘少奇曾说,陈独秀等人“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1939年7月,刘少奇在说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时说：“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暂时地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但是,在经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压服着。” 但刘少奇不主张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同志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刘少奇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包含了对陈独秀在内的党史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内斗争,曾经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 (二)思想作风上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刘少奇就阅读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的《新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学风上,陈独秀更多的表现出脱离实际、重视理论的倾向。1922年,狄拉克就批评了陈独秀等中国党员孔夫子式的研究马列主义的学风。陈独秀理论脱离实际,在历史观和群众观上,必然表现出害怕群众的观点。大革命时期,一次武汉码头工人一二十万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示威。”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等人机会主义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