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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名誉诉权的合理限制 　　杨涛 　　中国法院网6月16日报道，记者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已正式受理原告张某起诉被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作者陈桂棣、春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中国农民调查》的涉讼，在我看来，不足为奇。此书描写中国农民的生活之艰辛，某些官员之贪婪、残忍，笔锋之犀利，为近年来国内文坛之少见。这样的书当然为一些官员所不愿见到，因此而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也在情理之中，据说作者也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笔者无意于评价书中所涉事实的是非，但对于官员提起名誉侵权诉讼的相关问题却如梗在喉，有话要说。 　　先看看本案的管辖权的问题，被告对阜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当代》杂志社在北京，涉嫌侵权行为的结果地覆盖全国，因此本案不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此异议被阜阳中院驳回后，被告上诉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受侵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上诉。如果仅仅从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条文来看，安徽高院的裁定并没有错，但本案的原告张某的身份特殊，其现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曾任阜阳市某县县委书记，并且所打的官司是有可能不利于阜阳形象的诉讼，民众有理由怀疑阜阳市当地法院审理此案的公正性。安徽高院完全可以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本案提审由自己管辖，或指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才能使这起全国人民关注的名誉侵权诉讼，首先在入门时就坚持了程序公正。 　　再让我们来看看官员在名誉侵权诉讼中诉权问题。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名誉都不受非法侵害，对官员的名誉也不例外，官员当然享有对侵害其名誉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不过由于官员行使公权力，而权力是民众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为害甚烈，民众有监督官员行使权力的权利，法律应当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首先各国对于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弱于对普通民众名誉权的保护，官员对于民众一些不为过分的批评，即使是不正确的，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应当有容忍的义务。其次，当民众的监督(包括民众的喉舌--新闻媒体)有可能涉嫌侵犯官员名誉权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迅速查清民众的监督是否属实，以实现民众的监督权利当然同时也是为无辜的官员正名。明智的法院也应当要求官员拿出有关部门的处理决定后决定立案，或者在立案后中止审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后再审理。否则，问题的焦点本来是监督官员是否有违法违纪行为却转为民众或媒体是否侵权，有关部门也因为法院的受理“不好影响审判”而袖手旁观，官司拖上个几年，官员即使败诉，其违法违纪的行为也不了了之。民众的监督权利无以保障，还要拖上几年的精力与金钱，正如有学者所称“监督止于官司”便是这个道理。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程序法与民事实体法上，关于官员名誉侵权诉讼案中并无特殊的规定。立法上把官员与普通民众的名誉案等同看待，没有看到官员在实际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和监督公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也使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严重失衡，造成价值取向的错位，不足可取。 我们拭目以待这起官员名誉侵权案，也希望此案能公正审理，并在维护官员的名誉权与保障民众的监督权利之间寻找到价值的平衡点，以期带来立法上的突破。乞丐的生命不容漠视 　　杨涛 　　河南报业网6月14日报道：最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几名青年打死一个六旬乞丐的案件发回重审，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老乞丐死因中有营养不良等，从而对几名被告人从轻、减轻判处的理由不足。 　　在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保障人权的旗帜为人民所高举，也正式写入了我国的宪法。可以说，今天的社会，以生命权为核心的人权的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有能力、所获取的财富上的事实不平等，但人权是一律平等，对人权的保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基于弱者在事实上劣势地位，法律与公众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对于弱者的保护，对于弱者的权利的侵犯，更为公众所不能容忍。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关怀弱者、保护弱者的意识远远没有得到张扬和传播，一些人头脑中根本没有这种意识的植根，更有些人是口头上讲关心，实际上却是做着损害弱者的事情。民警问这几位青年作案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寻开心。”并且当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处了从3年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从轻、减轻处罚，他们纷纷上诉，其诉讼请求也出奇的一致：不就是个老傻乞丐吗!在这几个青年的眼中，惨死的、被定位为“傻”的老乞丐的鲜活生命可以忽略不计! 　　几个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的冷漠的意识与残忍的行为，给我们全社会敲响了一记沉闷的警钟。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步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