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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岂是“糊口经济” 《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黄敬斌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420页，35.00元　　樊树志　　黄宗智认为清代江南农村还是一种“糊口经济”，简直匪夷所思。如果说这一最发达地区还处在“糊口经济”阶段，那么华北是什么经济？中西部又是什么经济？十八世纪的江南农民在某些方面甚至较同时代的英国劳动者也更为优越。　　“消费”，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一个词汇，人们对每天都要面对的小事情，熟视无睹。这是以人们的常识或生活感受而言的。一旦把它放到政治或学术领域，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最近，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袭来之时，最高当局推出“扩大内需”的对策，来刺激生产，化解危机。所谓“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扩大消费——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消费，意在抵消外贸出口减少的压力，可以戏称为“堤外损失堤内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费与生产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发展会带动消费不断增长，而消费不断增长会刺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消费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岂容忽视！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重视生产，忽视消费的倾向，关于生产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关于消费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这种畸重畸轻的状况，在当代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近年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消费问题的研究，在情理之中，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敬斌博士的专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他运用切实可信的资料，全方位展示江南居民的消费实态，用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质疑江南“糊口经济”论。　　多年以前，我先后读到黄宗智教授的两本极有分量的大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之深深折服。他以宏阔的视野介绍西奥多·舒尔茨《传统农业的改造》、伊懋可《中国过去的型式》等西方学者的见解，令我对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认识茅塞顿开。他关于华北与江南小农经济的研究，富有理论思辨色彩，把结论概括为“内卷化”或“过密化”，虽然过于抽象，却极富创意。　　黄宗智认为，中国北方地区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就是农业的内卷化。1930年代中国小麦的产量是每亩216-247斤，美国是133斤，原因在于中国的耕作制度远比美国高度集约化，每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二十三倍。这就是他所说的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结合。他关于江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路，虽然江南农村的商品化程度很高，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是，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是“过密型商品化”。他认为，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量，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来的。在他看来，江南农村经济还是一种“糊口经济”。　　江南还是“糊口经济”！简直匪夷所思。明清以来江南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它的早期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取得的成效众所周知，丝绸、棉布持续几百年成为内销和外销的紧俏商品，而这些商品极大部分是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造就了这一地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富庶与繁华。如果说这一地区还处在“糊口经济”阶段，那么华北是什么经济？中西部又是什么经济？根据我对于江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都难以接受“糊口经济”的结论。但是，历史研究是讲究实证的，不能凭感觉随意否定别人的结论，必须举出实证来。也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两分证据说两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所以我只能保持缄默，在脑子里存疑。　　黄敬斌的这本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包括食品、服饰、住房、交通、婚丧、节庆、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开支，尽可能地进行量化分析，用较为可信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一项十分繁难而费时费力的任务，要做很多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长期以来历史研究或者经济史研究，重视生产，忽视消费，正如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一篇讨论江南经济的论文中所说，到目前为止，“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　　另一方面，有关于衣食住行等消费的历史资料非常零散，需要花大力气收集、爬梳，想发掘带有数量或数字的资料，更加困难。黄敬斌收集到两种清初耶稣会士关于常熟、嘉定日常生活的账簿，内容丰富而详细，极为珍贵。可惜此类资料太少，必须把视野延伸到民国时代，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大量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把它们与清代资料比照分析，互相衬托，才能看出一个长时段的走势。　　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尽管江南人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