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向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演变的特点.docVIP

汉乐府向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演变的特点 　　作者简介：高琴（1978- ），女，河北保定人，硕士，保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文教学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摘 要：通过汉乐府与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的对比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呈现出四个特点，分别表现在语言、内容、情感表达和文学化。 　　关键词：乐府；文人拟乐府；奉题；纯文学 　　按中华书局版《乐府诗集》的编例，汉乐府古辞置于前，魏晋南北朝文人拟作置于后，这为二者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便利。从汉乐府来源于民间创作，简单率直，不加修饰，即所谓“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质而不鄙”。在诗歌创作的原生态阶段，汉乐府古辞体现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原创性。同时，汉乐府古辞与音乐、歌舞相得益彰，很难称得上是我们今天谈及的纯粹意义上的诗歌。由于其经典性，后世文人极力模仿，在紧承汉的魏晋时期就已经蔚然成风，然而模仿经典并不意味着能再现经典，迥异的时代背景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拟作不可避免的带有其独特性。乐府与拟乐府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已归属不同性质的创作系统，有关其演变，具体论述如下： 　　一、语言上，由质朴向典雅转变 　　以汉乐府之经典作品《陌上桑》为例，古辞讲述的是“罗敷采桑”的故事，语言浅显通俗，文从字顺，少有雕饰，节奏明快，易于理解。从语言、外貌、行动等多方面切入，不仅勾勒出罗敷的形象之美，还显示了她情感之忠贞，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与之相比，后世文人的拟作呈现出不同风貌，晋之陆机有拟乐府《日出东南隅行》，虽说是秀句叠出、华藻时现，但由于过分注意了语言形式的雕饰而丧失了生命力，显得浮泛空洞、言之无物。拟作单调的溢美之词流于奢华却缺乏个性，其美女形象有千人一面的雷同感，个体无法从群体中凸显出来，且拟作对美女的礼赞仅限于外貌静态的铺陈渲染，缺乏神韵的灵气和言行的动态之感，因而显得呆板凝滞。后世梁之沈约、陈后主等文人创作亦多流于此。此外，掉书袋子的文人积习导致了文人拟乐府中用典颇多，虽有言简意赅之效，却也难免隐晦生涩，与汉乐府之明白晓畅大异其趣，文人化倾向显而易见。 　　二、内容上，文人拟乐府从模拟到奉题而作，指归已经不拘于乐府古辞，创作的自主性得到很大发挥 　　所谓奉题，即抓住旧曲的题面意义，刻意形容。为齐梁时期所确立，被看做是文人对乐府诗的一大革新。汉乐府流传既久，有很大一部分古辞失传而仅留曲名，有些古辞虽有遗存，但文人拟作时又多有发挥，并未完全保持旧貌。仍以《陌上桑》为例，后世拟作或歌咏女子貌美，或写陌上桑树之景，甚而转写游仙之事（如曹操之拟乐府《陌上桑》），可以说与古辞内容相差甚远。它们或依旧曲造新词，或干脆依曲名来写诗句，体现出较强的文人自创性，使拟作在题材表现领域上更为广阔，能与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相契合，使乐府诗进一步摆脱了原生态，向文人化迈进，这是乐府诗在创作内容上的一个显著变化。 　　三、从情感表达上来看，文人拟乐府向自我、向内心转化，重个人言志抒情，即使是对客观景物的描写也多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感受 　　前文谈及的奉题法在很大程度上使文人的自创性得以发挥，从而推进了文学向内转的进程，与汉乐府古辞之叙事性强、注重故事性与情节的完整性有所不同，拟乐府逐渐由表现大众旨趣的社会性创作向表达个人情感的文人独立创作转化，抒情言志、寄托己志已成为文人拟乐府的一大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诗歌的主观表达性，与汉乐府之重客观再现为主的叙事传统有所背离。 　　谈及拟乐府作品内容的扩充和情感表达的内转，不能不关注曹氏家族对乐府旧题的沿用和创新，根据现实和个人境遇创新内容是曹氏对乐府诗的重大推进。曹操的《蒿里》以汉末董卓之乱为背景，在“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中，我们体味的是作者的断肠之悲，强烈的感受到其壮志难酬的抑郁苦闷。在拟作中写景非单纯写实，而是为表达诗人情感服务的。 　　与表达自身情感的特点相联系，拟乐府多用夸张、想象等主观性较强的表现方式。以游仙、祭祀两类乐府为例，汉乐府之古辞多实写，如《郊祀歌》中《天地》，其壮丽雄奇是神灵祭祀的宗教活动本身所赋予的，即使有神秘的幻想也是宗教本身的幻想，而非诗人的文学性幻想。相比之下，文人拟乐府则是借游仙、祭祀等宗教性的场面反映自己对现实生命的某种思考，实为言志之作，因而具有更加自由奔放的幻想色彩。这种幻想不同于宗教性的迷幻，而是蕴含更多的言外之意，表现了文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幻想，而祭祀、游仙等宗教形式只是传情的媒介，非写实之笔。如曹植的《升天行》、《远游篇》等游仙乐府，通过游仙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汉乐府实写求仙活动本身有着明显的差别。 　　总之，从客观再现的写实到主观表达的言志抒情，再一次清晰的体现了古乐府与文人拟作的差异性。 　　四、文人拟乐府逐渐摆脱与音乐的密切联系，向纯文学化迈进 　　乐府到拟乐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