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内发性解体及其未完成性.docVIP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内发性解体及其未完成性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在西方影响下开始了对文学的重新定义,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在五四时期,文学的定义为什么成为一个明显的、强烈的要求?这是因为受到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在西方新知识哺育之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深怀不满”,这一观点极具代表性,它也的确抓住了“文学革命”的理论焦点,正是在“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汇集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文学观之间的各种分歧论争,而当新文化先驱为之提供的解答日渐占据上风,成为文学界的共识之后,它也就奠定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的基调。也有学者把这一变革的开端上溯到20世纪初的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人,但这一上溯并不会改变外来的西方影响导致传统文学观念解体的结论。从王国维抨击“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亦久矣”,从早期鲁迅明确用“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的非功利性质来界定“纯文学”,从早期周作人的区分“纯文章”与“杂文章”,直到“五四”以来刘半农区分“文字”与“文学”,郑振铎主张把“载道”和“娱乐消闲”排除在文学之外,成仿吾在认可文学之社会使命的同时仍给非功利的审美留有余地……这一系列论述都显示出,西方文学观念在汉语知识界中催生的文学独立意识正在更换传统的文学定义。但是,传统的文学定义成为一个问题,却并非始于西方冲击,早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带来“欧风美雨”以前,阮元即以一篇《文言说》提出了对传统主流文学定义的疑惑和修改。应该说,传统文学观念的解体不是纯粹的“西化”事件,它首先是一种内发性要求。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采取与传统断然决裂的激进策略,以文学“革命”的方式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先进的对立框架中来解说和传播文学的新观念,是为了摆脱沉重的传统因袭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那么今天的研究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了。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文学的笼统性,或者说是包容性,即“文学”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通常不加区分地用于指称一切文字文本;二是文学的功利性或者工具性,即在对文学的文化定位上,着重其作为工具的价值而否认其自足自为的本体价值。这两个成分相辅相成、彼此支持,在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以后,这两种成分被我们的理论术语表述为“杂文学观念”。虽然在这一笼统的“文学”概念之下,还有细分的诗、词、曲、赋等概念,用于指称各类以辞采、抒情为主的文体,但它们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以应用为主的文体相区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论还没有发现它们的某种共同本质,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抽象出“文学性”、“审美性”这一类概念的理论水平。六朝时期,出现了“缘情”、“沉思翰藻”和“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这一类的文学定义,力图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作一个区分,但这些定义一直难以与“言志”、“载道”抗衡,并长期受到正统观念的贬斥和压制。后来鲁迅赋予这一时代的文学思想以“文学自觉”的荣耀,使之经过了现代的、西方的文学观念之洗礼而得以显露金身。但此前阮元提出的“文言说”以及由此引发的“骈散之争”,已经触及对六朝文学观念的重新认识,已经不满于文学定义的笼统性,它标志着继六朝之后,文学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的独立意识再度凸现出来,这实际上已使传统文学观念出现裂隙。 在六朝“文笔之辨”以后,阮元几乎是第一个再次明确提出“文学”这一概念还需要讨论的文论家,在似乎从来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发现了问题。而一旦“文学”需要讨论,需要重新定义,一旦这一意识浮现出来,暗中就挑战了杂文学观念,因为不再是一切文字文本都可以统属在“文学”这一称谓之下了。此说有意区分“文”之为体与经、史、子各体之差异,抓住了“文”在语言形式上的独特性,于中国传统文论实是一大贡献,杂文学观念有望由此解体,并从中诞生现代的“文学自觉”。这一派文论的存在,证实了杂文学观念的解体,也是传统文论内部演变的产物。 阮元“文言说”的主张,主要见于《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文韵说》等文献,核心观点是依据“用韵比偶”的语言特征,从一切文字文本中区分出“彰”这一特别文本类型,并以孔子《文言》为证据,把“用韵比偶”,重视语言修饰的“彰”树立为“文”之正宗。注意到古人写作时根据汉语自身特点而形成的一些形式规范,注意到某一类文章特别重视这些形式规范,对此阮元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者,难得的是阮元对之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把这种对形式的考究和追求作为“文”区分于经、史、子的本质特征,这就调整了中国传统文论无视创作实际而一味轻视形式的倾向,虽然阮元看重的仍然是形式的工具价值而不是本体价值,这是其受限于传统的地方。阮元的突破在于:在某一些文本中抽象出共同的形式特征———“用韵比偶”,并以此把它们归为一类,从而重新划定文学范围,重新认识“文学是什么”。在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