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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房产税与收入不平等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房产税对收入不平等发生影响的主要传递机制，并根据2002-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括算了不同房产锐方案下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发现，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试点都非常谨慎，扩展至全部城镇居民以后的平均税率不足。.200，但由于采用累进的税率结构，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另外，累进锐率明显好于固定比例税率的房产税;按家庭总面积作为减免依据的税制好于按人均住房面积的税制;当前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可能只有个人所得锐的21%一41%左右，但由于绝大部分税种都潜在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因此，科学合理的居民房产税税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房产税收入再分配MT指数一、引言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并于2015年3月1日起施行①。许多人认为这将有利于房产税②等政策的推出③。房产税最早起源于不动产税 Piketty, 2014) ,最初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获得财政收人。不过，房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由于穷人和富人的房产价值不同，按照房产价值征收的房产税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很多国家的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人中的占比较大(钟伟、冯维江，2004)，发挥着明显的税收功能和分配功能。我国居民房产税从2011年开始在重庆和上海两地试点，其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随着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相关政策法律的完善，全面开征房产税的障碍会越来越小，房产税规模和覆盖地区会逐步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房产税能够对居民收人分配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制度起于19$6年的房产税暂行条例，不过直到2011年，上海和重庆才陆续开始试点非经营性住房房产税(或称“居民房产税”)制度。许多学者对两地居民住房房产税制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褒贬不一。较多研究指出了两地政策实施的不足之处，例如征税对象过窄、计税依据不合理、税率过低、税种性质不清等等(例如谷成，2011;潘明星、王杰茹，2011;谭荣华等，2013;郭鹏,2014;王宏波，2013;常彬斌、彭曼丽，2013;李永刚，2015)。不过，部分研究看到它积极的一面，认为两地的房产税探索符合理论预期，对住房供需结构调整的效果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房价，最主要的是“用较小的阻力和代价”顺利开展此项税收，起到了为房产税改革“探路”的作用(陈玉梅，2013;财政部课题组，2013)。 当前关于居民房产税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文献从房产税功能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尹伯成、尹晨，2013;李永刚，2014;陈小安，2011;潘明星、王杰茹,2011)，不少文献对国外房产税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如董黎明、裴鸿蕾，2015;李永刚2015;李永刚，2014;黄憬莉，2013;贾康，2011;钟伟、冯维江，2004)，还有不少文献在分析上海和重庆房地产改革的基础上对下一步的改革思路进行探索(王苏，2015;李永刚，2015;郭鹏，2014;郭玲、王玉，2013;郭宏宝，2011)。第二，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主要关注点是居民房产税能否对房价产生充足影响，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强烈(如李长银，2015;马理等，2015;彭加亮等，2015;朱国钟、颜色，2013;王家庭、曹清峰，2014;畅军锋，2013;况伟大等，2012)d第三，房产税对地方财政收人的影响，很多研究讨论房产税在中国是否有可能成为地方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如石子印，2013;雷雨恒，2014;李文，2014;郑思齐等，2013;韦志超、易纲，2006)。第四，少数文献考虑了房产税对居民收人分配的影响，不过受数据限制，定量研究较少(如胡海生等，2012;黄潇,2014;李永刚，2014;等)。其中，胡海生等(2012)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了包括上海和重庆房产税改革方案在内的三类税制方案对地方政府收人、房产市场调控作用和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 本文将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补充几种在舆论界和学界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制度，测算他们对微观住户的收人不平等的影响，并与个人所得税、其他间接税种等进行比较。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根据大规模住户微观数据枯算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目前对房产税效果进行评价的文献大多数只是定性讨论，定量分析中主要以宏观数据为主。对于房产税的收人分配功能而言，宏观数据的讨论结果存在很大局限性。我们使用的主要数据是2002 -2009年16个省份城镇住户微观调查数据，其中包含上万家庭的住房、收人、消费等信息，对全面了解房产税的影响具有很大支撑。第二，参考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果和间接税居民税负的研究，将房产税与已经存在的其他税种进行比较，更能充分展现房产税在居民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