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冤案和破案.docVIP

疑案、冤案和破案 随着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冤案的昭雪，11年前引发这件冤案的“无头尸案”也于本周告破，被害人和杀人真凶都已确认。有媒体注意到，早在当年机井内发现无头尸体，被害人亲属前往认尸时，警方就告知“已确认苦主”，拒绝其观看。这里确认的所谓“苦主”，就是那个11年前并没有被杀，今年4月30日又冒出来的村民赵振裳。而警方之所以拒绝被害人家属认尸，无非是因为他们已把无辜的村民赵作海“打”成了杀人犯。如果又冒出一个与赵作海无关的“苦主”，岂非让警察一时三刻破不了案？ 这个情节意味着：“无头尸案”本来可能在11年前或至少更早的时候就被侦破；而赵作海的冤案则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延续11年。然而，在一个已经“破”了的案件和一时尚难侦破的案件面前，警方选择了前者。 这个被赵作海冤案拖延了11年的“无头案”的告破也昭示人们：一些积年疑案之所以存在，恐怕不仅是破案技术和经验问题，而是价值导向有问题——如果不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及人身自由作为警察的价值目标，而只是以破案作为其职业的功利目标的话。 一个冤案的昭雪立刻带来另一个积年疑案的侦破，也给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启示：以人民的生命和自由作为根本价值，有可能更多地侦破案件。与前者相较，破案率乃至破案本身，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价值。 从本周二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对76种具体违法违纪行为规定了适用的处分。当我从网上搜检、阅读这个《条令》时，条条禁令的文字后面，浮现的都是鲜活、惨痛的案例。其中第十一条第二款“实施或者授意、唆使、强迫他人实施刑讯逼供的”，就让我想到了赵作海的冤案。其第十二条中“因工作失职造成被羁押、监管等人员脱逃、致残、致死或者其他不良后果的”，则让我想到了“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和“针刺死”等一年来诸多监所非正常死亡事件。 广州警方本周四公布摧毁了一个广州市近十年来火力最强、作案手段最残忍的暴力武装犯罪团伙。这个团伙涉及命案3宗毒案9宗，其武器多从境外购入，大部分为军用武器。 阅读这篇消息，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不禁为警方的辉煌战果而叫好；但同时却又想到：这个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成形并武装化，并于同年因遭禁锢成员出逃报警而恶行暴露的暴力犯罪集团，为什么在3年后才得以彻底摧毁？广州《新快报》的报道说：“广州警方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侦查，去年夏天在广东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发动了收网围捕战役，截至今年年初共抓获包括伍氏兄弟在内的团伙成员19人。”而团伙头目伍志坚则是在去年因与警车争道拔出枪来而意外落网的。 也许涉黑案件的侦破有我们普通人不了解的困难，但社会的期待总是越快越好。在黑恶势力还是手持棍棒的时候就将其剿灭，勿使其发展到从国外购进“苏式四三式微型冲锋枪”的地步。对于社会安全来说，更重要的价值，是防患于“未然”、“未大”，而并不是在“已然”、“已大”之后警方收获的“辉煌战果”（这是报道用语）。 本周多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都关注到一位广西农民王子发的命运。近9年前王子发身陷一件命案，后来被判处死缓。但3年前已有人承认为真凶自首被捕，王子发却至今还在狱里关着，因为法院需要更多的证据确认真凶，把他判了，才能把王子发放掉。这种逻辑受到多家媒体评论的质疑：如果法院这么重视证据，王子发的死缓又是怎么判的呢？确定和释放一个无辜的人，难道真的需要以判决一个有罪的人为条件吗？ 虽然这个案件早已由警方移到了法院。但法院的逻辑，似乎仍然是“破案导向”的思路。即：不是对一个人有罪或无罪单独作出判断，而是以能不能破案作为潜在的价值导向。其实法院应该有与警察不同的逻辑和导向。而能不能破案——找到真凶，不是法院考虑的问题。 本周五有一条新华社消息说：王子发案经检察机关补充相关证据和相关鉴定工作，将于近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广西高院表示，2009年，河池市中级法院先后两次组织开庭审理，但证据间一些关键矛盾仍未得到合理排除，案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仍未得到合理解释。 如此说来，这不就是一个疑案吗？而按照当今世界通行的法理，“疑罪”难道不是应该“从无”的吗？我由此想到疑案、错案和破案之间，可能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动态关系：我们看到的疑案少，或者有些疑案很快就变成了错案、冤案（如赵作海所陷入的“无头尸案”，本是疑案，很快就成了错案、冤案），这可能是因为：有人难以接受疑案的存在。而对于警察来说，疑案是不能算作破案而领功受奖的。 据新华社电 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局长，居然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因为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称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郝鹏俊一审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小局长”的大煤矿 官居科级的郝鹏俊数亿家财令人们震惊。专案组在郝鹏俊家查获的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中，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