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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梦，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甲午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高达230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赎辽费3000万两），割让中国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把中国进一步推入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此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7年间，英、法两国开始在西南滇、桂、粤三省争夺独占、通商、筑路、开矿等特权。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将它的触角伸进了东北地区。 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之时，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洋务派的西学学到的只是“皮毛”，不是根本。他们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纷纷探索救国之路。 第一节 维新的时代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连串的重击几乎摧垮了清政府残存的自尊心。痛定思痛，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维新的时代。 一、急切的士大夫 1895年四五月间，《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尚未批准换约。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发动1300名上京赶考的举人“公车上书”。梁启超称此举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