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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马桶不能用来种花？ 　　我们在古巴专程拜访了导游手册上介绍的“最大”和“物产最丰富”的两座自由市场，一座在哈瓦那，一座在卡马奎，后者几乎成了我们在那座城市停留的惟一理由。 　　事实上，“最大的自由市场”不过一个篮球场大小（还得除去篮架和发球区的面积），而“物产最丰富的”，至少比不上我9岁时中国自由市场的规模。古巴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月工资只有二三十美元，算欠不发达国家，民生实在有点儿艰苦和匮乏。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停止了对古巴的物质援助，接着就解体西去了，美国的封锁和制裁却好像会延续千秋万代一般。 美国人的封锁与古巴人的革命 　　2012年2月，是美国对古巴实施全面经济制裁50周年。当约翰?肯尼迪在这项制裁法案上签字的时候，美国青少年还在跳夸张的扭摆舞，美国宇航员还不曾遨游太空，美国总统还经常坐着那些造型酷炫、装着长长尾翼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在全国各地进行拉票游行。 　　禁令生效8个月后，莫斯科企图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爆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而今，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改变，那些酷炫的敞篷车早在美国销声匿迹，想看只有来古巴了，敞篷车里的那个总统已经在拉票游行途中被来复枪击中身亡。但华盛顿对近邻古巴的封锁却一如既往。 　　在古巴，美国施加的禁运一直是热门话题，从医疗设备到修建跨岛高速公路和中小学校、医院所需的水泥，古巴官方也一直将任何物资的短缺都归咎于华盛顿。古巴经常在联合国严厉谴责美国的封锁，要求后者结束“种族灭绝”。像闹钟一样，每到秋天，联合国大会都会以压倒多数支持一项谴责禁令的决议。2011年11月，表示支持的国家为186个，投反对票的只有美国和以色列。 　　华盛顿的古巴问题观察家杰夫?塔勒一贯倡导结束贸易禁运，“毫无疑问，这对古巴经济非常不利。”在他看来，禁运使国际金融交易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它让古巴的经济问题超越了政治范畴，演变成了人道问题。比如，许多普通家庭因此无法获得必需的药品。 　　1961年美国与古巴断交时，韦恩?史密斯是美国驻古巴的外交官；吉米?卡特执政时期，他曾以国务院特派员身份重返哈瓦那。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保守派的观点嗤之以鼻：“现在，已经不再是美国在西半球领导孤立古巴的运动的问题。恰恰相反，如果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被孤立，那只能是美国自己。” 　　在外国的援助下，随着在沿海开采石油，古巴会很快获得新的收入来源。2012年年初，一部大型石油勘探钻机破天荒地从新加坡运抵古巴，因为只用了不到10%的美国产零件，所以并不违反禁令。根据禁运条款，美国不允许向古巴提供自己的设备。因此，近在咫尺的美国石油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老爷车和它们消耗的石油是为外国游客服务的，古巴人还得吃饭，而且，他们不愿意把一切不如意的责任简单推给制裁，他们想要行动。20世纪80年代，古巴开始了一场“绿色革命”。BBC天才主持人蒙提?唐（Monty Don）的纪录片《环游世界80园林》中拍摄了古巴的“城市农场”：古巴人在城市中心的廊前屋后见缝插针地垦荒破土，开辟了数千个“农场”，每个只有几十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大小，但是既种菜也种药，竭尽全力争取自给自足。 　　农场里种植的一切，当然必须，也只可能是绿色、有机的，他们往地里喷水和烟杀虫，用米壳作生态肥料，这非常符合当今时代的主流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口味。但在古巴人看来，只要吃着有味，或者说有味可吃，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一座室内花园的女主人玛利亚说：“古巴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但因为经济原因我没办法旅行，于是我就在自己家里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不用花钱，也能让我非常开心，每天感受到自然能量，邻居们会跟我打招呼。我觉得环境和医疗疗法一样，能治愈一个人。” 　　古巴人深爱他们土地上的花花草草，他们从大自然中汲取着抚慰人心的力量。他们的城市和乡镇中虽然缺少很多东西，但有两样不虞匮乏：一是热烈清新的音乐，二是葱郁芳香的植物。 玛利亚的蕨类天堂 　　南部城市圣地亚哥是我们在古巴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她比哈瓦那更苍老，也更柔美。街头权充公共汽车的载人卡车像巨大的加勒比乌贼一样疾行而过，释放出隆隆的噪声和浓黑的烟雾。 　　据说哈瓦那的海滨路Malecon是世界上空气质量最好的地方，从哈瓦那一路南行的漫长旅途，也因为可以安然坐在装有强劲空调的“古巴宇通”城际大巴中，欣赏清朗的天空和梦幻的云朵，丝毫不觉得枯燥，我们还打趣说古巴简直就是“赏云爱好者的麦加”。但哈瓦那和圣地亚哥清晨上班时间的“通勤污染”，实在让我有些不堪忍受。北京的状况是PM2.5爆表，而圣地亚哥的惨况是PM25浓得让你根本看不见表。为此，我们特别去了当地一座偏僻的植物园“清肺”。 　　Jardin de los Helechos坐落在圣地亚哥郊外2公里的一片丛林中，原本是一座私宅，1984年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