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高中历史 1.2《第二节 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学案200 人民版必修.docVIP

2012高一历史学案：1.2《第二节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200（人民版必修1） 汉三年，楚汉争霸正在紧要的关头，谋士郦食其给汉王刘邦出了个馊主意：“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复兴扶立六国之后，这些人必然感戴陛下的德义，愿身为臣妾，誓死效命。” 一眼就看穿这是个馊主意的人是张良。作为六国旧人，复兴故业曾是张良长期的人生奋斗目标。然而，对郦食其这个主意，张良的’第一反应却是强烈否定。他提醒刘邦：“天下的游士们抛妻弃子离乡背井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着胜利后能够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复兴六国后裔，游士们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能跟谁一起去夺取天下？” 张良的这番话，既点明了汉代立国的游士（游侠）基础，也道出了以游士方式立国的一个严重弊端：游士原是依附于诸侯们的流动资源，他们强烈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天然是君主集权体制的对立物。当西汉进入景帝时代，当军功老臣们基本丧失对长安朝廷的控制权，当诸侯王国再不能威胁长安中央，西汉王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直到迈人后世称为“常识”的君主专制集权时代，游士之风仍然无处不在，顽固地盘踞在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 与后世遵循君臣父子之道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游士们没有在心中为长安的皇帝预留任何长期的“神龛”，皇帝对他们而言，从来不具备什么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地位。这一点从齐地游士邹阳身上可见一斑。 邹阳在景帝年间客游于中原梁国，不慎遭遇谗言下狱。其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堪称反映当时游士心态的典型范本：“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意思是说，如果梁孝王能够采纳战国齐、秦王霸之道，远离宋、鲁文儒之训，则“五伯”之流何足道哉，即便是上古“三王”的煌煌伟业，也不难达成。 很显然，邹阳是不承认汉景帝和他的长安中央的权威的。在游说梁孝王成为“五伯”、“三王”的背后，甚至是很明确地将长安中央当作对立面来看待的。为此邹阳大声疾呼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汉帝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却固执地选择了生活在过去。司马迁把邹阳和战国著名说客鲁仲连合并在一起立传，其中即不免有浓厚的怀旧意味。邹阳、枚乘们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顽固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传统，当汉高祖刘邦以游侠为基础建立汉帝国时，许多游士们觉得他们的春天来了，但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早已注定了游侠的末路。游侠刘邦称帝那年，不是游侠们春的开始，而是他们秋的落幕。 所以，即便是邹阳这样的资深游士，在汉景帝的暮年，也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鸷鸟累百，不如一鹃。”所谓“鸷鸟”，即地方诸侯王，所谓“一鹗”，即长安未央官里的皇帝。与他一起客游多年的枚乘，也怀有同样的失落。当吴王刘濞准备举起反对长安中央的大旗时，枚乘不无悲观地说道：“拿吴国的军队去对抗长安中央，无异于驱赶一群蚊蚋去吞噬群羊。” 时代变了，知识分子们却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适应。新时代的游士不再能够像战国时那般激情地为寄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所以，最终让枚乘知名并使他的名字到达景帝耳边，不是因为他替吴王谋划良策，而是因为他极力劝阻吴王举兵。在新时代对政治空间的高度挤压下，游士们开始明显感觉到了游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为”已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劝说自己的寄主们“有所不为”。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即将来临的时代，无论是微观的个人，还是宏观的历史，都不免有着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会固执地将个人或者历史拉住，固执地让它们“怀旧”。枚乘因为劝说吴王不要举兵而获得汉景帝的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然而长期游士生涯的强大惯性，却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这个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对恣意放肆、任性来去的宾客、幕僚一类的游士生活的眷恋，使得枚乘无法在负有专职、对皇帝严格负责的国家官吏的职位上长期待下去，这不过是大变局时代里受到怀旧惯性影响的一个小例子罢了。 公元前141年正月，48岁的汉景帝因放纵酒色在长安未央宫去世。二月，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为汉武帝。 十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建元”正式诞生。此后，帝王以年号纪元，成为制度。“建元”者，兴起创始之意，17岁的汉武帝以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为期待的。 所有的诞生背后都有死亡，汉武帝的“新时代”，也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死亡”，在个人层面上，是御史大夫赵绾的死；在社会层面上，则是游侠风气之死。 《求贤诏》里的驯化 新时代的气息，是从一道诏书里最先泄露出来的。 登基第一年，武帝发布了一道《求贤诏》，大概意思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等都来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史家们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