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海近郊挺进.docVIP

向上海近郊挺进 廖政国 新四军一、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并在茅山地区建立了江南的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为了执行中央的向东发展的方针，我们一支队第六团组成了东进纵队，从茅山地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让抗日的红旗飘扬到上海近郊去。 但是国民党却不让我军深入苏南敌后。他们不抗日，也不让我们抗日，给我们新四军划定了所谓“防区”。我军为了达到东进抗日的目的，避免国民党制造借口闹纠纷，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不以新四军的名义出现，而把东进纵队改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领导干部也改了名字，叶飞同志改为聂扬，吴焜同志改为吴克刚，刘飞同志改为刘青松。我团一、二营编为江抗第二路，原在苏南的何克希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路。同时，江抗指挥部也成立了，叶飞、吴焜、何克希同志任指挥，乔信明同志任参谋长，刘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当时在六团二营任营长，我们这个营被编为江抗二路二支队。 部队沿着太湖前进，五月到达了鱼米之乡的苏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数）地区。远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抗战爆发后，上海党组织又派了许多干部来到这一地区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游击武装蜂拥而起。我们来到这里后，便与他们会合在一起，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梅村，我团一部与当地的一支游击队合编为江抗第四路；另一部在江阴境内，与党所领导的另一文游击队合编成第五路；在常熟境内，又与常熟人民抗日自卫军（简称“民抗”)会合。同时，我们又收编了许多游杂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迅速地获得了发展，声威大震。仅我们二路二支队，这时已有了一千二百余人枪，除充实了三个老连队外，又另外成立了三个新连和支队部机枪排。 江抗挺进苏南敌后，使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官儿们大为震惊。他们大肆诬蔑我们，说我们是“不遵守军令的游杂部队”，并向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发出叫嚣:“江南抗日义勇军在行动上像是新四军的部队，必须火速撤回原防地，否则，国军就要消灭它了!”同时，又向皖南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要军部取消江抗。阴谋未逞，就令“忠义救国军”勾结敌伪夹击我军。 “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反动武装，网罗了特务、流氓、封建把头、反动军官的别动队。他们表面上打着抗日招牌，暗地里却与日伪勾搭，以搜刮人民、捕杀进步人士、打击抗日游击队为其主要任务。在我江抗还未东进之前，他们就并吞和消灭了一部分受我党影响、坚决抗日的游击队，并且杀害了江阴地区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陈寿根。我们为了争取他们抗日，曾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判，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谈判终未成功。 不久，我们在江阴县一个叫黄土塘的小镇里和六百多鬼子遭遇，打响了迸入澄、锡、虞地区的第一仗。激战了一天一夜，给了鬼子惨重的杀伤。战斗正进行得炽烈的时候，我们身后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开始，我还以为是鬼子的增援部队包围了我们，后来指挥部来了命令，才知道是 “忠救”奉三战区的命令，公开来配合日寇消灭我们的。眼看就要被我歼灭的日寇，得到“忠救”的配合，重行猛烈向我冲击。 反动派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彻底暴露了。我们广大指战员怒火难遏，杀敌情绪更加高涨，战斗得更加勇猛了。 “忠救”的侧击被打退，鬼子失去了帮手，随后也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取得了抗日、反顽的双重胜利。 但是，顽固派并没有从这件事里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又从宜兴派来新的部队向我们进攻。一天，我军在严家桥地区又遭到了“忠救”十支队周振刚部的进攻。我们忍无可忍，便向他们进行了反击。这些家伙，别看他张牙舞爪，其实是最熊包不过的。一夜激战，被我们俘虏六百余人，缴重机枪十余挺，轻机枪五十余挺。 在这以后，“忠救”忽然变得“老实”起来，暂时停止了向我军的进攻，而且连番号也隐蔽起来了。但人民群众却不断送来这样的报告:“‘忠救’又从山里来了新部队。”“‘忠救’又领到一批崭新的快机驳壳枪。”这些迹象表明，顽固派正在策划一个规模更大的阴谋。 指挥部派遣两个同志潜入“忠救”驻地中心的祝塘镇，找到了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的两个进步青年。这时，国民党县党部正在忙着印刷“消灭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宣传品，那两个青年见了我们的同志，就告诉他们：顽固派己做好了进攻准备，只等一声命令就动手，看样子要大打了。我们的同志赶忙把顽军的兵力、部署等作了详细了解，立刻赶回指挥部。 指挥部首长决定坚决给予最顽固者以惩罚，便向驻祝塘地区的“忠救”五支队袁洽承部展开了反击。顽固派不堪一击，枪一响便逃跑了。这一仗打乱了他们的进攻部署，粉碎了他们企图消灭我军的阴谋。 在反击顽固派的同时，叶飞同志率领主力攻击了京沪铁路(即今沪宁铁路)上的鬼子重要据点——浒墅关，全歼守敌，使京沪铁路停车三天。上海和香港的一些中外报刊还发表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战斗通讯。新四军的名字到处传扬，威震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