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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法上的如实告知义务 引言 危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减少危险造成的影响，人们采取了规避、控制、自留、集合、中和及转移危险等多种处理危险的方法。保险处理危险的有效措施之一，其真义在于集合多数个人的力量组成一危险共同团体，于成员发生事故需要补偿时提供经济上的补助，分散并消化其危险。 为保证这个过程能够公平公正地进行，此危险共同体须是具有同类危险的个体的集合，即其危险具有同质性，正是为了能让保险人选择具有同质性的个体组成危险共同体，法律上设置告知义务制度，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充分协力，告知保险标的之危险状况，以便保险人估计危险程度，如果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将有权单方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法之如实告知义务制度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然也就是这一项制度却是在学术上争论最烈，在实务中争讼也最多。我国《保险法》自1995年10月1日实施后，围绕如实告知义务的纠纷和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保险展业过程中由于种种不规范的行为，致使在订立保险契约时，如实告知义务总是遭到不同程度的违反。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告知义务成了保险公司推卸责任的“有效”工具，保险公司常常以投保险人“未如实告知”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投保人却以保险人未告知为由加以抗辩。此种纠纷是最为常见最为典型的保险合同纠纷，结果投保险人常因合同目的落空，谴责保险公司为“诈骗公司”，而保险公司则指责投保人为“刁民”，以致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告知义务设立之目的在于防止不肖之要保人滥用保险之良能，对一般保险大众而言，本条非为彼此猜忌、怀疑、斗法之“游戏规则”。但我国有关告知义务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在告知义务的主体、告知范围、重要事实之认定标准、告知义务违反之法律效果及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等方面存在缺陷，又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完善之，以至在实践中常会碰到许多案件无法根据保险法做出公正的处理，告知义务制度倒真的成了彼此猜忌、怀疑、斗法之“游戏规则”。本希望保险法修正时能够在告知义务方面有所发展和完善，显然是令人失望了。 这里称之为告知义务制度，是因为它已不再作为一个简单的附随义务而存在。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性规则，它是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告知义务制度正是在长期反复的保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在理论基础、义务内容、义务的履行、违反的后果等各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它对保险合同的影响也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随义务。 本文通过对如实告知义务一些要主要问题进行一些的探讨，希望可以寻求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对我国相关立法提一些建议和设想。 第一部分 告知义务的理念 一、告知义务的概念 告知（disclosure or representation，披露或陈述）义务的概念来自西方，一般的文献认为它源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其中称“Disclosure”。传至我国境内，在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称为“据实说明义务”，澳门《商法典》第973条称“声明义务”，而我国《保险法》第17条和《海商法》第222条称“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说“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投保人一方的告知义务，广义的告知义务还包括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但多数学术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定义，可能是望文即可知义而不必为之，况定义一旦给出，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和涵盖该制度的各种特征和范围，因此一般论著都直接阐述告知义务各个部分内容。不过从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出，一般倾向于狭义之说，认为告知，是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告知义务人将有关保险标的事实，向保险人所为的陈述。 与告知义务相关或相似的尚有说明义务和通知义务，如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有说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义务。它与告知义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台湾地区保险法中，却使用“告知义务”一词，况也有学者强调保险人得负告知义务，因此造成在用语上有混淆倾向。另外《保险法》还规定了被害人有危险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等的通知义务，保险人也有通知被保险人、投保人有关合同效力等的通知义务。但这些通知、说明的义务与告知义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义务或仅为对合同条款的一般性说明，或履行于保险合同成立以后，效力源于合同，而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就须履行，具有估计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作用。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告知义务，把保险人的通知说明的义务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后的通知义务都大包大揽地纳入其中，容易在理论上造成混乱。保险法上之告知义务已成了一个特定的概念，从它的理论基础到义务构成，到违反后的法律效果等都有了比较完善、而且独特的内容，并有专门法律规范来调整，不能再从字面上理解，把它与说明、通知等义务混同。 二、告知义务的立法根据 （一）告知义务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