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docVIP

姚洋：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 　　“如果我们试图构建中国经济学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们就不能再仅仅对照着西方的理论体系发一些讨好英美学界的文章， 　　这对中国现实没有任何借鉴和指导意义。” 　　在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姚洋颇受瞩目。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建议，国企改革应该走债转股的形式。这一建议引起了重视。 　　姚洋出生在西安市，但童年却是在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的。虽然很快就回到了在西安的父母身边，但对那个村子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他。 　　多年以后，怀揣经济学理想远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的姚洋，从校园著名的曼多塔湖中看到的依然是当年江西村庄的影子。 　　“一提到中国，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个小村子，以及如何去改变它。”姚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误入”经济学之路 　　姚洋走上经济学这条路，源于几个“阴差阳错”。 　　姚洋读中学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深入人心。姚洋的父母希望儿子报考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光荣的工程师。然而，他自己却志不在此。他在北京大学名目繁多的招生专业中发现了“经济地理学”。这个专业虽然不培养工程师，但它毕竟属于理科，容易为父母接受。“并不是出于兴趣，还是因为我想学偏文科的专业吧。” 　　1982年，当18岁的姚洋踏进破烂不堪的北大南门的时候，还不太清楚经济地理学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知识界充满了思想解放的空气，各种新思潮在大学校园中流传。姚洋也不例外，对当时的一切新变化充满了好奇。 　　让他至今引以为自傲的是，他曾经花了半个暑假的时间，在北大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尽管似懂非懂，却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但在大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 　　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以西方文学中六个著名人物来展现个人生活的态度。姚洋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对浮士德和堂?吉诃德却记得很清楚。 　　“浮士德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堂?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要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有思想，又要行动。”至今，他仍然信奉这种人生态度。 　　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走向未来丛书》。这是一套小开本白皮手册，80年代早中期在中国影响非凡。那时国门刚刚打开，一切都是新的，这套丛书恰逢其时，向读者展现了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介绍了国内一些新锐学者的新观点。这套丛书的作者集中了那个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着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声音。它为姚洋打开了新知的大门。 　　1986年，姚洋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一度想报侯仁之老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无奈那一届并不招生。 　　不久，他听说北大新成立了管理科学中心，怀着好奇的心理前去报名，并最终考上了。 　　当时主持管理科学中心的是厉以宁教授，而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工作、带着30箱书回到大陆的林毅夫则成了姚洋的硕士导师。 　　与林毅夫的初次见面，让姚洋至今印象深刻。那是1988年的元月2日，天下着雪。姚洋和两位同学倒了好几趟车，到了西直门的一个军队招待所。 　　第一次见面，林毅夫给他们出了一道关于“相对成本”的题目：“假如让你把西瓜从新疆运到北京卖，你会选择好的西瓜还是普通西瓜？” 　　三个人无人能够回答。在林毅夫之后的分析解答中，姚洋第一次认识到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竟可以如此生动有趣。 　　就这样，姚洋走上了经济学之路。 　　“中左派” 　　读研究生时期，姚洋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针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办的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当时授课的都是“明星教师”，如王小强、周其仁、陈锡文等。 　　“三校培训班”多次组织实地调研。1987年暑假，姚洋去马鞍山调研国企改革，考察承包制，研究如何搞活机制、引进奖励制度。1988年寒假期间，他去家乡的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调研，写出的报告还获了奖。那时的奖品也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一套《辞海》！”他笑着回忆。 　　1989年，姚洋硕士毕业。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他暂时选择回到家乡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这两年的工作，让他对于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有了切肤的感受。 　　1991年，姚洋收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的录取通知书。5年后，他从该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年圣诞节，他带着全家飞过美国西海岸，回到中国。 　　姚洋出国前，刚毕业的研究生工资是83元，而当时美国不仅工资水平高，其他物质条件和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几十年。当时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留在美国。一些朋友也反对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