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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模式和对外文化教学沈振辉对外汉语教学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留学生为教学对象，教学中常会遇到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理解或表达上的矛盾和困难。因此，目前多数人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包括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外汉语教学如何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是对外汉语教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本文拟从语言文化模式的角度对此作些探讨。 语言文化模式，是指人们对语言文化关系的宏观认识。语言和文化是伸缩力很强的富于弹性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和文化所下的定义不计其数，对语言和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更是扑朔迷离，存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如有的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有的认为文化等于语言，有的认为语言中有部分不属于文化，有的认为语言应全部涵盖于文化之中。这些说法实际代表了不同的语言文化模式。目前人们对语言文化模式的认识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包含型模式，认为语言包含于文化之中，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第二种是交叉型模式，认为语言和文化交叉，只有部分重叠，第三种是同一型模式，认为文化是一种扩大型的语言，两者有相同的内在结构。这三种语言文化模式的来源分别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有关，代表了各自学科对语言文化的宏观认识。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把文化看成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与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之后，不少人类学家对文化进行的调查和描述都是从文化是一“复杂整体”的角度出发的。早期文化人类学家在对美洲及太平洋土著居民文化进行调查时，多从语言调查入手，他们认为，土著人的语言是他们整个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在对文化进行描述时，也都把语言列为重要成份。如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说道：“在心理学及大部分社会学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类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哲学、语言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文化。”《人论》的作者卡西尔也把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作为组成文化圆周的各个扇面。当然，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谈到文化的分类时，对语言的侧重有所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分成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四大类，威斯勒把文化分成语言、物质的特征、艺术、神话与科学、宗教、家族和社会组织、财产、政府、战争九大类，马德克则把文化分成四十六大项、七十二小项，语言是其中的一个大项。他们的共同点是把语言作为包含于文化之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学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早有认识，17世纪法国唯理语法学派已认为，“语言是人们用符号来表达他们思想的方式”。19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更加敏锐地指出，“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从语言中可以识辨出每一种文化状态”。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作出规范性描述的是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索绪尔指出，语言学可以区别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其中，内部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结构、形式等与语言系统有关的成份；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种族、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关系，即语言和文化的联系。索绪尔之后，语言学的发展主要沿两条线路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转换语言学等注重研究语言的结构形式，即内部语言学范畴，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注意把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结会，研究索绪尔所称的外部语言学。在此情形下，语言学界形成一种对语言文化关系的认识，即语言的结构形式与文化无关，语言的内容才和文化有密切联系。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的科学，现代符号学的符号概念相当广泛，除了语言是一种基本符号外，符号学的对象已扩展到人文科学的所有对象的社会历史实践，扩展到整个文化系统。正如乌蒙勃托·艾柯指出的，符号学的自然疆界“恰巧和全部范围的文化现象并驾齐驱。”符号学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许多原理直接来自语言学，如，现代语言学有语言符号是能指(声音形象)和所指(概念)结合的观点，符号学用以衍化为一种符号是由一种刺激(可见的实体)和另一种刺激(心理影象)结合的理论，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其价值由语言单位在系统中受其他单位制约产生，符号学也认为，许多表面看来凌乱的非系统的符号之间，实则是相互依存，共生于一个系统的整体之中。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使许多学者发展了对语言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如日本学者池上嘉彦认为，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对象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是由相同原理构成的。只不过语言是一种“说话的符号”，而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是一种“不说话的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语言是在各种文化对象中最具典型的体现人类精神活动，其他文化对象是以语言为中心，仿效语言，作为“类似语言的东西”而得以派生。因此，语言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模式”而存在，或者说，文化就是语言。这一看法，代表了符号学对语言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