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清朝道光皇帝在禁烟运动中的作为.docVIP

透析清朝道光皇帝在禁烟运动中的作为（一） 禁烟运动前鸦片的流转情况（二） 禁烟运动前清朝的现状（三） 朝臣中的驰禁与严禁之争 由于道光皇帝一贯坚持严禁鸦片，所以除许乃济提出弛禁论之外，以后“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再公开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牟安世《鸦片战争》，第109页。），出现了“举朝无继言者”（梁廷《夷氛闻记》，第10页。）的局面。当然，在清政府官员中，主张弛禁鸦片的人是有过的，但是作为一个明确主张弛禁的政治派系从未有过。那么弛禁派和严禁派又是如何划分的呢？这种划分是否有呢？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用死刑严惩吸食鸦片，围绕这个问题各省督抚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后来，人们把同意黄爵滋这一观点的称为严禁派，不同意这一观点的称为弛禁派。事实上，除了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银贵钱贱是因为“二百年来，生齿日益蕃，费用日益广，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贺长龄奏折。）外，大家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漏银，漏银是因为鸦片的输入，因此都主张禁烟只是在禁烟的方法上有分歧。 和大多数人一样，林则徐是向来把禁烟的重点放在严惩兴贩奸商，严查鸦片入口上的。只是在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以后，在“鸦片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认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奏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林则徐才认为重治吸食罪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主张将种植、销售鸦片的奸商，同吸食鸦片者区分开来。 客观地说，吸食鸦片和运售鸦片相比较，两者对社会的危害是大不相同的。吸食者虽然成为社会的废物和败类，但吸食鸦片对他们本身并无利可图，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日久成瘾，欲断不能，当烟瘾发作的时候，他们的痛苦要比刑罚还难受，所以为了解决眼前的痛苦，甚至甘冒砍头的危险。严惩吸烟者虽然是必要的，但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林则徐在湖北禁烟卓有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禁烟和戒烟结合起来，宽猛相济，研制了戒烟药方，使大多数人乐于戒烟。林则徐在湖北时，“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出现了“耆民妇女在路竟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奏折；） 总之，在鸦片烟毒泛滥，积重难返的情况下，重治吸食来解决鸦片问题的禁烟方案，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把禁烟和戒烟相结合，采取重治鸦片入口，打击囤积、返运，严惩吸食等多管齐下的方法，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才有可能根治鸦片烟害。而无论哪种禁烟措施，都需人去做，要花钱去办，绝不是一纸功令，几篇章程，就可见效的。 这场大讨论的直接结果，是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广东海口禁烟，这恰恰是黄爵滋奏折中所忽视，而大多数封疆大吏极力主张的断绝鸦片来源，具有明显反侵略倾向的重治海口主张。由此可见，所谓的弛禁派观点，实际上补充了黄爵滋奏折中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一场如何禁烟的全国大讨论，成禁烟派和反禁烟派的大交锋，并以是否同意对吸食鸦片烟者处以死刑作为两派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这场讨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讨论的过程以至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严禁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不是一次禁烟和反对禁烟的大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主张禁烟和反对禁烟的两大派别。 （四）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 鸦片贸易是世界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从而也是中国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一，夺走了或搜刮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最初的资本来源，使中国丧失了历史上的时间，对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起根本性的破坏和阻碍作用。　　在旧中国，清政府统治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资金的积累，然而这时却“运鸦片进口，运白洋出口”，使几十亿两白银外流，使中国最初的资本积累来源丧失。主张禁止鸦片的大臣黄爵滋在上奏折指出：“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以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殖民主义者输入鸦片的最后目的正如禁烟大臣林则徐所指出的：“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独害中华，彼国不来银两，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因此，使中国丧失了独立发展的民族经济的宝贵时间。　　其二，鸦片贸易严重毒害和损伤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并使人堕落。　　鸦片对人体的损害，首先是它能使初用者甘之如饴，受其毒而不自觉，其次是一旦成瘾极难戒除，最后，它能使各种体质的人都由强而弱，由壮而衰，直至死亡的绝地。自吸食鸦片后，中国则把巨大的财富消耗在吸食毒品的“吞云吐雾”之中。明中叶后，鸦片数量大增，当时人们视鸦片为不可名状的欣赏快感为神奇，故将它作为一种高雅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