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红学.doc

什么是红学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2期 红学，已被公认为是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当代“显学”，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既然如此，现在还要提出“什么是红学”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的确，不要说专门的研究者，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都能告诉你，红学不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吗?这个回答是不错的。然而，对任何学科的界定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红学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对“什么是红学”，红学家们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并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争论。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话题。 1982年，周汝昌先生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认为：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周汝昌先生关于“红学”的这种见解，在许多文章中都表述过。如他在给梁归智《石头记探佚》一书写的序言中就指出：“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并认为，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在《红学辨义》一文中，他又说：“红学的真正‘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至于一般的角度，方式、方法去把《红楼梦》当成与一般小说无所不同(即没有它的独特性)的作品去研究一般的小说技巧、结构、语言……等等，那其实还是一般小说学，而并非红学——或并非真正的红学，正宗红学。”周先生的观点表述的十分清楚，他强调“红学”的独特性，强调研究曹雪芹家世、版本、探佚、脂评是正宗红学，而把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归入一般小说学的范畴，排除在“红学”之外，这显然是过于偏颇了。 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最早提出批评的是上海红学家应必诚教授，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 对应先生的驳难，周先生在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一文，进行了反批评。认为：“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无所区别、或全然一样的。”又说：“这实质上，是不承认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张把‘红学’一般化，亦即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在我看来，不是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它们‘二位’应当分工；分工是为了便于协作，殊途而同归（“殊途而同归”下有着重号），合衷以共济（“合衷以共济”下有着重号）。” 在周汝昌先生这篇批评的文章发表之后，《文艺报》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先生《我看红学》一文，对周先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