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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 　　京房之所以驰名于中国学术史，是由于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易》作为中国学术源头之一，研求者代不绝迹，京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延寿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汉书·京房传》概括焦延寿的学术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元帝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元帝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京房既要讲灾异，就要观察、了解灾异，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发现。例如，《开元占经》卷九“日食而珥有云冲”一节记载京房的话说： 　　“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蚀，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 　　日珥是日面上不时发生的火焰状喷出物，一般情况下难以看见，日食时则较易于观察到。早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就曾注意到日食时日面边缘有群鸟或白兔那样的东西，那就是日珥。京房则注意到日全食时有时可见到好几个日珥。引文中他所说的是四珥，在同一节中还提到过二珥、三珥的情形。另外，这里他所说的“有白云冲出四角”，指的是日全食时有时有白云从日面边缘向四面冲出的情景，这应当是指日冕。有的日冕呈射线状，因而有“冲出”的感觉。描述日冕的文字，此前并不多见。由此，京房的观测非常珍贵：他的描述是准确的，而且在时间上也相当早。 　　在科学史上，京房的地位还得益于他的音律学造诣。《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并非夸张之辞。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汉书·京房传》），遂以京为姓。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对音律的迷恋。 　　在音律理论方面，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们采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