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先生王书太智斗日寇.docVIP

私塾先生王书太智斗日寇 　　我的父亲王书太，1882年5月19日生于山西省定襄县王进村一个富裕的大户人家。我的爷爷，是清朝的贡生。父亲幼年读私塾，后因应试不第，归村自立塾书馆名“书房院”，招学徒数十名，孜孜教诲。县劝学所闻其名，延请至黄嘴、北西力、崔家庄等村执教数年。 　　辛亥革命时期，父亲受孙中山军事救国思想影响，弃文修武，投考太原陆军将校研究所。毕业后供职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任陆军混成旅第八营排长，后调河东（今山西运城）盐运使署防守盐池，任缉私督察连连长等职。 　　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果实，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独裁者窃取，新老军阀连年混战，到处是“人民涂炭、流血千里”的悲景。父亲透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认识到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重担，不可能团结起广大的劳苦大众共同战斗，也不可能取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 　　特别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爱国青年和共产党人遭杀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父亲义愤填膺、悔恨交加。但空有爱国之志，无有救国之力，徒唤奈何！遂父亲以养病为由，解甲归乡。 　　归乡办小学 　　回家后，父亲重新办起了乡村小学并任校长，全身心投入到“少年强，中国强”的小学教育事业当中。 村子不大，人们对学习文化不重视。有的人家家境贫寒，需要孩子帮助干活，诸如捡柴草、挖野菜、养鸡、放羊、喂猪、拾粪等，不让孩子上学;有的人家虽然不是很穷，但大人认为读书用处不大;也有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想上学甚至逃学。因此，学校里的学生廖廖无几。 　　于是，父亲挨家挨户做村里人的工作，给乡亲们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和“文化改变生活”的道理。对于爱学习的孩子，如果家里交不起学费，父亲就减免其学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购买课本等学习用品，以鼓励学生求学上进。逐渐地，学校里学生多了，有些邻村的孩子闻讯也赶来上学，教学正常起来了。 　　父亲既教书又育人，他利用课堂这个阵地，给学生们介绍文天祥、岳飞、秋瑾等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事迹，启发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父亲的学生，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和定襄基干抗日游击队。 　　收养“福豹子”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父亲准备到县城给即将开学的学生购买课本，刚走到村口，就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父亲停下脚步，仔细查看四周，在一截废弃的墙根下发现了一个包裹，原来包裹是用一块破布裹着一个男婴。 　　孩子的哭声带着沙哑和虚弱，那个年代，很多穷人吃不饱饭，无奈之下只好将养不起或有残疾的孩子丢弃。父亲看到这个孩子冷得瑟瑟发颤皮肤青紫，赶忙将他抱送到邻村里的郎中家，喂他吃东西，并让郎中检查孩子有没有冻伤或生病。郎中告诉父亲，这个孩子可能是个先天性的哑巴。 　　父亲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遂将他抱回家里，收养了他，给他起名叫福报，希望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父亲对其加以疏导教育和悉心关照。 　　福报长到六七岁，父亲开始教他读书，但福报不能说话，对父亲教的知识领悟很慢。渐渐地，父亲开始担忧他的前程。 　　王进村是远近闻名的铁匠村，四乡八里常有镖师来村里打造武器。其中一个镖师立身极正且武艺精湛，和父亲比较投缘，父亲跟他聊起这个哑巴孩子，镖师提议把孩子交给他，他愿尝试教福报学习武艺，以后也好让孩子在这个乱世中安身立命。 　　父亲让福报拜镖师为师。福报学文不成，练武却是一把好手。几年后，福报练成了一身本领，尤其擅长飞镖，远近乡里都喊他“福豹子”。 王书太 　　在后来那段艰苦的斗争中，福豹子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走上革命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退出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丧，七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置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拼命阻挠红军北上抗日，镇压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父亲痛断肝肠、寝食不安，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 　　这时，恰逢我大哥王伯唐（父亲的亲侄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5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太原陆军监狱，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35年11月10日，遭反动派杀害，时年34岁），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山西。大哥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治处职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恢复中共山西党的组织。大哥为了筹集革命经费，经常往返于太原与定襄之间。 　　受到我大哥和大姐王全根（王伯唐的同胞妹妹，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定襄二区妇联主任，1943年病故）的帮助引导，父亲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人言》《初阳》《中外论坛》等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父亲积极协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