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docVIP

汪荣祖谈西方汉学得失汪荣祖，安徽旌德人，生于上海，负笈美利坚，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在访谈中，汪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对西方汉学得失作了公允的判断和评价。 　　盛 韵 　　您曾提到两岸三地都有迷信海外汉学的情况，其表现何在？ 　　汪荣祖：我所见到的是，两岸三地往往不加甄别与选择就翻译海外外文出版有关汉学的书籍，这可能是“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理在作祟，更可能是书商的生意经。但如果没有市场，书商也不至于会去做赔钱生意。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点像“五四”时代不知高下优劣地引进外文作品一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前台北的中国时报出版社要出史景迁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的中文版，要我推荐。我回话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大学生作教科书用的，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时也用过，但中文读者没有必要看这种书。然而我不推荐，一大堆名学者出面推荐，大做广告。这家出版社几乎翻译了史景迁所有的书，非常畅销。几年前史景迁访问台北，媒体大事报道。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也来凑热闹，亲自接见，视如国师。这种一窝蜂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迷信。我注意到不少大陆学者也膜拜史景迁，还出专书来赞美他。史景迁有其长处，他的最大长处是英文叙事能力极强，但他的中文实在不行，远不如上一代欧洲的汉学家，因而他不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拜的汉学家。 　　我还注意到近年大陆出现钱穆热，也有一点盲目崇拜。我觉得钱穆早年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写得很有功力，虽然也有些错误，如把孙武与孙膑视为一人。但晚年的作品并不好，那本皇皇巨著《诸子新学案》【夜骸按：疑为《朱子新学案》】尤其糟。他生前面对蒋介石时，也缺乏读书人的风骨。记得改革开放后，我初返大陆访问，在北京三里河拜访了钱锺书先生。海外友人寄给他一些钱穆的书，他说钱穆的作品如果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成果，实在令他大失所望。他特别提到那本《师友杂忆》，里面提到他的几处，几乎全是错的，他开玩笑问我，史家求真当如是乎？ 　　 　　您觉得这种迷信的深层原因在哪里，又如何破除迷信？ 　　汪荣祖：最深层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乃是西方霸权时代，包括文化霸权在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风潮有助于破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提升不起来，自信心仍难以恢复，有意或无心地迷信外国就不容易避免，诸如中文书写不时受到外语文法的污染，随便应用外国学理等等。我觉得破除学术迷信的一个具体做法，是认真提倡书评的写作，通过书评检验学术的高低优劣，就不会盲从。在西方学术界，书评早已是“大国”，但在汉语世界里仍不很发达。六年前我回台湾长住，最想做的事就是提倡书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书评要我负责，我欣然接受。但很快发现大家都不太愿意写书评，因为有点吃力不讨好，捧场固然不乐意，认真写又怕得罪人。台湾学术界的圈子又比较小，你如批评了别人的书，见面时就不好意思。习惯于批评，需要时间，只能期盼慢慢适应。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上海书评》办得火红，使我想起在美国时常看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我寄给《上海书评》评论几位美国汉学家近著的书评，也许对破除迷信有些帮助吧（一笑）！ 　　 　　您认为西方汉学的得失在哪里？ 　　汪荣祖：西洋人研究中国学问称之为“汉学”（sinology），如径称汉学，易与中国传统的汉、宋之学相混，所以有人建议用“华学”，以资区别，我觉得如用“西方汉学”的提法很好。记得从前傅斯年、陈援庵等学者曾呼吁要把汉学中心搬回中国来。为什么要把洋人研究中国的中心搬到中国？他们显然误会西方汉学就是汉学，觉得中国的学问已经礼失于野，所以希望回归到中国。其实，西洋学者研究中学，就像中国学者研究西学，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研究比中文世界的西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有毅力、有成果。我觉得原因是西洋人较有自信。毕竟近现代文化与文明先发生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成果的累积，也远胜于其他地区。西方学者有此底子之后，来研究汉学或其他外国学问，无论在学理上或方法上，往往游刃有余，只是所处理的材料不同而已。 　　不过，由于文化之间的隔阂，不免会戴一种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另一种文化，出现差错或偏颇。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是语言文字，西方是拼音，而中文是象形，洋人称之为characters（记号），对他们来说特别难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有位英国汉学家曾说过，中文是落后的古文字，不能适应现代，现代中国将受文字之累，甚至亡国。类似的偏颇之谈，至计算机中文系统通行后，不再听闻。老一辈的欧洲汉学家就是从困难的古文入手，如瑞典的高本汉与法国的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