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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如何运用会计知识实现诉讼目的
李明强/文
一、诉讼目的简论
目的论是人性论的范畴。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性善性恶”之争,这比西方要早上几百年。在西方,人性论最早源于苏格拉底,成形于柏拉图,发展于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东西方文化史上采之不竭的富矿。
但对诉讼目的的探讨却并非如此绵长久远,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的构架,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虽然没有人能够精确计量这个跨度——即便是诉讼目的从何而来,现在是什么,也没有人说得清。
时下,诉讼目的并不被经常的提及,虽然每一个诉讼案件都包含着目的,对于现实的人而言,展开类似宏大的话题似乎有些摸不着边儿。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试探,但大多也只是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进行尝试。如把刑事诉讼的目的归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也有新锐学者做了补充,加上“犯罪治理”(参见 马明亮 《超越二元论:“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若干思考》),行政法学者把行政诉讼归于“程序正义、利益平衡、促进合作、道德成本最低化等”(参见 胡肖华 《行政诉讼目的论》 《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还有学者把行政诉讼的目的唯一化,归为“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参见马怀德 王亦白 《行政诉讼目的要论》 《行政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民事诉讼法学者把民事诉讼归于“纠纷解决、程度保障、利益保障等”,还有学者独树一帜,把其归于“保持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正常人性”(参见 侯利阳 《民事诉讼的人性基础——民事诉讼目的论之另一视角》)。这些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点:站在国家立场上,考量制度构建的目的。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诉讼法较之实体法之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动态法,控制过程的法,通过设立规则保障过程的秩序。既然如此,仅把国家意志作为诉讼目的就明显不够全面,毕竟,没有主体参与的诉讼就不成其为诉讼,诉讼目的,最主要的就是参与主体的目的,主体的目的对诉讼的性质,进程及结果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刑事诉讼中,公诉案件是国家对公民个人发动的诉讼,国家意志当然最为重要,但是作为对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亦并非完全被动的坐以待毙,他有对策,当然也有目的:是否认罪、是否沉默、是否上诉这些都与其目的密切相关。假如把犯罪治理作为国家目的,那么不认真探究犯罪主体的主观目的,如何产生治理对策?而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是诉讼的启动者,这里国家意志更是退居二线。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作为诉讼启动者的民在诉讼中持有什么样的目的,对案件具有重要影响。民事诉讼就更不用提了,当事人的目的对诉讼的起始、进程及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诉讼目的,产生了诉讼请求,而整个诉讼案件就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展开的。
上述这段文字,笔者旨不在否定已有的诉讼目的论者所作的贡献,而在于换一种视角,站在主体的角度上来看待诉讼。以这种眼光看来,所有对诉讼产生影响的主体,其目的都有可探讨之价值。一个诉讼案件的主要主体包括:当事人(包括国家、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代表国家)、法官、律师、公众等。下面,笔者以执业律师的眼界,站在主体的角度来探讨诉讼目的。
二、律师视野中的诉讼目的
从主体的角度出发,诉讼目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当事人权益最大化
当事人是在诉讼中对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承担实体权利和义务的人。当事人参与诉讼最大的目的,就是争取己方的利益最大化,尽管这种目的躲避在追求公平正义之类的旗面之下。在具体的案件中,没有人想要正义,即便是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代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职责,被称为“正义的化身”,他们追求的也不过是指控成立的结果。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援引美国当代著名律师艾伦·德肖维茨在其不朽名著《最佳辩护》(英文书名:《THE BEST DEFENSE》)之开篇中提到的故事:“说一个律师在一场重大的官司获胜之后,立即发电报给他的当事人:“正义胜利了。”他的当事人火速致电给他,要他“即刻上诉”。”(参见 《最佳辩护》第7页)这个故事真实的再现了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真实目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要全文引用。
追求当事人权益最大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作法,毕竟诉讼是一场对弈,说得残酷一些,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战争中,没有人秉持“友谊第一”的理念,参战的任何一方最大的目的,莫过于赢得胜利。只有这,才比那些冠冕堂皇的词汇,更能揭示人性的真谛。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公平正义虽然有所区别,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矛盾。正是在各方竭尽全力的争夺中,正义最终得到实现,正义是各方利益之和最大化。争取权益最大化虽然不动听,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但现实主义并不需要羞羞答答,借用著名法学家卡尔·Z·卢埃森的话说:“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试图提出完整观点或方法的现实主义者的阵营……法律现实主义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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