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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书信集 篇一：重建知识人的共同世界 汉娜·阿伦特面对现代世界的过度私人化，特别呼吁一种共同世界的存续，在她的理解与想象之中，这个“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是我们与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 阿伦特思虑的核心议题，是如何超越尘世的短暂，而通过在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建设，来获得一种通往不朽的可能。从这样一个视角看，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追求卓越并克服“病态的自我专注”（查尔斯·泰勒语），就成为人生题中应有之义，而知识人更应勇敢地从私人生活的城堡中走出来，面对公共议题言说自己，拓展社会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回首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史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一生，青年时代在牛津的学生和学者时代，正是奠定其思想成就的关键时期，也正好体现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交相辉映，如今，这段时期的伯林书信集译为中文出版了（《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版），可以让我们管窥英国知识人的共同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历史的回溯，对于我们重新来检省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分崩离析，自然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意味。 从牛津到巴勒斯坦 伯林这段时期的书信，所呈现的是一个交流频繁而互动密切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的议题极为多元，小说、诗歌、艺术、旅行、同人刊物（《牛津展望》）、学院体制、理论热、政治等各种议题都在知识人的视野之中。毫无疑问，伯林是这些知识界的公共生活最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今天回首来看这段时期英国知识精英的公共生活，会发现他们的“公共性”并非完全被政治化的议题所捆缚，更非局促在私人生活的牢笼。他们不是一群只热衷于讨论政治或者说反对当权者的政治人，他们是一群人类智性生活的创造者。“趣味”是一个关键词，在这种通过书信、讲演、教学、漫谈、沙龙、旅行等形成的知识社群中，正在孕育一种高度趣味化的公共文化。这种趣味与教养、审美、判断力有关，同时也跟学识有关，可是，这种趣味不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个人偏好，而是一种在批评的文化和重新评估学术与生活的态度之下形成的价值共识和清明理性—趣味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批评成为趣味的前提，而趣味也不是个人退隐内心世界城堡的借口，趣味更非一种将一切审美化（其实也是扁平化）的黏糊糊的态度。 晚年伯林曾在面对其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的访谈时回忆其牛津的日常生活：“我住在学院里，平日教书，每天5个小时，早上和下午，我和奥斯汀谈话，他是在我之后一年选上 的。我和他一起散步，或者和莫里斯·鲍拉，或者和别的朋友。我每晚会在全灵学院吃饭，平日吃饭的人有七八个，周末约有25个。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我绝对是个牛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更能融入牛津的机制，绝对如此—牛津的学术生活让我感到非常自在舒适，而且我非常非常学究气，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个超级牛津人。我和别的哲学家很友好，我过去常常见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也很舒服，我们谈论同样的题目。” 从书信集可见，这一时期的伯林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新小说，并且经常与文艺家聚会，他对作品的批评往往聚焦在对人性的广泛洞察，他对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的感受，被挪用来理解知识人思想嬗变的微妙之处。25岁的伯林在1934年1月2日致好友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如此谈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等：“他（詹姆斯）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缓慢地、文雅地、无情地抽取每个场景的精华的天赋，但是却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艺。他常常写些附录式的文字，我对此不满，这些文字虚假而了无生气，而普鲁斯特，甚至是托尔斯泰，他们说得越多，向读者揭示的也越多，他们隐匿不说的越多，读者就越发能感受到精准细微的差异，读者就越能产生丰富的、似乎互相渗透的、流动的体验。” 伯林一生崇奉价值多元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有一套整全性的价值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种多元主义的立场，或许就跟他在牛津的阅读和生活中充分地感受了人性的幽暗面相有关。极而言之，喜言自己总是生活在表层的伯林，其实对于逃逸出理性规划的人生与日常，有着一份温和的包容。正如他在《20世纪的政治理念》一文中所抒发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毋宁是一些与它们相反的东西，例如，少一些救世主般的狂热，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个人怪癖的容忍，多一些有弹性的措施，以期在可预见的未来，达成目标。并且，让那些在喜好和信仰上，未获大多数人赞同的个人与少数人，能够有更多达成他们自己目标的机会，不必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