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电视文化的误区.docVIP

走出电视文化的误区 无庸置疑，在当今的大众传媒格局中，电视凭借其声画兼备的优势，一下从七十年代的“小弟弟”一跃而成为今日各种媒介中的“大哥大”。正是由于电视这种媒介本身独特的优势，电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报纸、广播、期刊，即使刚刚兴起的号称“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也难以取代其“霸主”地位。 由于电视成了人们备受关注的社会存在，为此而兴起的电视文化也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电视文化自产生之日起，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毁誉参半。但是不管人们满意还是不满意，电视文化都以不可抵挡的气势向前发展。仅以电视剧的发展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我国生产的电视剧总量已超过6000部集，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山东作家张宏森早在1995年就撰文指出：“充满良知的人们应该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保持警惕；数字诞生不了美，数字也诞生不了道德和品格。如果中国电视剧界不正视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同时文化道德的严重下降和沦落，那么，数字的庞大只能说那是病入膏肓的闪烁发光的浮肿。”张宏森的话虽然言词激烈，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人们重视和思考的。 的确，电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构中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但同时它所暴露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的。电视文化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电视文化的社会功能。当代西方大众传媒的批判学派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果。从霍克海默、阿德诺、马尔库塞到今天的哈贝马斯、杰姆逊等人，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独到剖析为我们认识中国刚刚兴起的电视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对于中国电视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来认识。今日的中国电视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其它的文化样式。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人们可以不看小说《三国演义》，但不能不看电视剧《三国演义》。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可以不去剧场里看戏，但不能不在电视机前看《同一首歌》，种种的例子不一而足。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虽不象政治、经济那样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但是它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审美态度和想象世界的方式。电视剧《牵手》的风行，娱乐节目《非常6+1》的火爆，无不使观众如痴如醉。电视文化这种深度模式的消失，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生产者的地位。电视文化的生产者已不是作为艺术家而存在，而是作为能够迎合大众口味有较高收视率和较高广告收入的制作者而存在。电视文化运作中的市场性原则，使得电视文化的审美性正在消亡。而以技术复制为特征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后审美艺术”正在兴起。这种“后审美艺术”不再具有传统艺术的原创性和个人性，也不再具有传统艺术的“收藏价值”和“崇拜价值”，而更多地着眼于大众的“文化消费”。这种过分强调娱乐性和消费性的节目，必使电视文化步入误区。 电视文化中的娱乐化的大肆泛滥，暴露了目前文化建设中的种种弊端。这种粗俗、平庸、浅薄、一哄而上以制作笑声为目的的娱乐文化，之所以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而依然我行我素，自有其存在的现实原因。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艺术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尤其是对教育功能的过分强调，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教化人们的工具，艺术形象成了不食人间烟火仅供人膜拜的偶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传统到了“文革”时期成了典型的“三突出”，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被挤压成空洞的政治符号，这种板着面孔的说教方式使老百姓深恶痛绝。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文艺一下子从过去僵死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艺术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艺术的品种和样式也日趋多样，更由于国外艺术作品的不断引入，人们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艺术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逐步淡化，而娱乐功能则逐步突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电视娱乐节目诞生了，具有调侃意味的代表市民趣味的电视剧出现了，此外，以当代人的观念来阐释以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电视也诞生了。于是，无论在中央台还是地方台综艺节目、电视剧花样不断翻新，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于是从《快乐大本营》《玟瑰之约》《综艺大观》《幸运52》到《编辑部的故事》《戏说乾隆》《雍正王朝》等一大批节目相继出台。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正如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娱乐也有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它的积极作用是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打破了电视文化单一的格局，使人们从中得到快乐。在社会作用上对于消解僵硬的政治说教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另一方面，由于电视制作人员过分强调娱乐节目的重要性。电视荧屏出现了一窝蜂现象。只要有一个新节目出台，马上就有许多人竞相模仿，以致出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现象。更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电视台为了在市场中胜人一筹，不惜应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其作品低级、庸俗、单调、重复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