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从“周程、欧苏之裂”说起——宋代思想史视野下的文学家研究[节录].docVIP

从“周程、欧苏之裂”说起 ——宋代思想史视野下的文学家研究 朱刚 　　 本文着力于的问题在：宋代的文人为何能对自我展开反省？为何着力于将文学与道学融合？他们在产生不同意见之后何以能保持在某种语境之下产生对立？而近代的文学科与哲学科，此二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追随的方向，是否真是一种由于不同学科而产生的对于研究者的妨碍？或者说，宋代的文官政治本身，已经致力于排除这样一个由于政见对立而产生的学术分歧了呢？利用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本文展开探讨。（编者） 声称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而把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分立，单纯地看作近代以后引进西方学科体制的结果，并不是一种非常周密的说法。至少就现状来看，中国文学史、史学史与哲学史都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各自合适的研究对象，除《史记》等少数显例外，其主要的部分发生重合的情况并不严重。比如说，同样是和尚，文学史所推崇的一些诗僧，基本上不是佛学史上提到的义学高僧。如果说，把先秦的《诗经》归属于文学、《春秋》归属于史学、《周易》归属于哲学的做法有些可议，那么把北宋的秦观看成文学家、刘恕看成史学家、程颐看成哲学家，或者把南宋的陆游看成文学家、李焘看成史学家、陆九渊看成哲学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像苏轼、司马光、朱熹那样的大家，固然不宜被局限在文学、史学或哲学学科的范围内，但我们也不必要求哲学史家去研究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或者要求文学史家对二十五史的每一部都像《史记》那样重视。这也就是说，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发生重合的情形以上古时期为多，以后大致趋于减少，这就说明，如此分科也具有一定的自然性。至少可以认为，中国文化在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为接受这样的分科提供了观念上的基础。分科固然带来不少研究上的盲点，但使分科成为可能的那些因素，也是无法抹煞的。 宋元之际的刘埙（1240-1319）曾云： 闻之云卧吴先生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 按刘埙《水云村稿》卷五《朱陆合辙序》称“云卧吴先生汝一”，《四库全书》本《江湖小集》、《两宋名贤小集》皆有吴汝式《云卧诗集》，而《全宋诗》据汲古阁本作“吴汝弌”，“弌”字即“一”字，“式”字看来是“弌”字之讹。《水云村稿》卷七《跋吴云卧与包文肃公荐士书》称吴为“包门高第弟子”，此包文肃公当是包恢（1182-1268），《宋史》有传，谓“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恢少为诸父门人”。由此看来，这位吴汝弌虽然只有诗歌传世，但其学术渊源却跟道学相关。也许就因为他既有道学渊源，又喜欢写诗，所以关心“周程、欧苏之裂”的问题。“周程”指周敦颐、程颢、程颐，是道学家；“欧苏”指欧阳修、苏轼、苏辙，是古文家。既然有“周程、欧苏之裂”的说法，则道学家与古文家的分裂便几乎是自明的了。虽然程颐与苏轼有政治上的矛盾（所谓“洛蜀党争”），但欧阳修、周敦颐之间并无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所谓的“裂”只能指道学与古文之“裂”。 至于吴汝弌语中的“水心”，乃南宋浙东学者叶适（1150-1223），比包恢还年长三十余岁，吴氏未必能亲见之，但他对叶适学说的这种概括，也值得我们注意。四库辑本陈耆卿《筼窗集》前，有吴子良序云： 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逮至叶公，穷高极深，精妙卓特，备天地之奇变，而只字半简无虚设者。寿老一见，亦奋跃，策而追之，几及焉。……余十六从筼窗，二十四从叶公，公亦以嘱筼窗者嘱予也。 这里的“吕公”是浙东学者吕祖谦（1137-1181），“叶公”是叶适，“寿老”是陈耆卿（1180-1236）的字。照吴子良（字明辅，号荆溪）的说法，把分裂为二的程氏之“理”与苏氏之“文”重新融合起来，是浙东学派一贯的态度。这个说法与刘埙引用的吴汝弌之说完全一致，而且吴子良亲得叶适传授，应该是可信的。 融会苏、程的说法，也不限于浙东学派。陈元晋（1186-？）《渔墅类稿》卷二有《上魏左史了翁启》，其中称赞魏了翁（1178-1237）云：“会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凌厉庄骚，下掩渊云之众作。”所谓“蜀洛”，就指苏氏所代表的“蜀学”和程氏所代表的“洛学”。既然要“会同”，说明原本是分裂乃至对立的。苏、程之间的对立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理解，但陈元晋是从道学和文章两方面夸奖魏了翁，所以他心目中的蜀洛对立，大约也跟吴子良相似，即文与理的对立。 以上这些材料都出于南宋的晚期或宋元之际，反映出宋末学人对于本朝文化的一种反省，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章与道学的分途视为遗憾。可见，所谓“周程、欧苏之裂”，是北宋中期以来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分裂的双方恰好被二十世纪以后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各自取为研究的对象，备加推崇。刘埙在引述了吴汝弌的说法后，经过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文章乃学道家之所弃，安可得而合哉？”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