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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发展 ——浅谈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商业报刊的泛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党报刊时代和商业化报刊时代传媒理念的一种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遵守一系列新闻工作的行为规范,用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报道新闻,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它的核心原则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自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传媒人士的某种信仰。同时,在专业主义旗帜的映照下,西方新闻媒体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们近十几年来也对这一理念倍加推崇,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新闻专业主义也已成为新闻从业者心中信奉的崇高职业理想。然而，由于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媒体市场化的取向，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不断的“正本清源”中向前发展的。 近年来我国近年来类似“黑砖窑”事件等都彰显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些新闻事件中,记者和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逐渐显示出它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都是很重要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黑砖窑新闻事件中，新闻从业者表现出对专业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专业责任感的追求。奔赴山西黑砖窑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充当着社会观察者和事实报道者的角色,体现了他们所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潜入“黑砖窑”现场进行调查,甚至在当地部门百般阻挠、“黑窑主”扬言要报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踪报道新闻,体现出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是公正性、客观性的真实报道,“黑砖窑事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采取的新闻写作或播报中也没有存在对与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偏向。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还不时出现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在稍早前的“艳照门”、“重庆钉子户”、“杨丽娟事件”和比较近的“富士康事件”。 “艳照门”一经网络论坛曝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媒体便纷纷介入,不惜以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该事件的详细细节,甚至还给照片中的女主角们一一设立“专栏”,讲述她们的“坎坷情史”。“艳照门”事件的传播,其合法性、合理性打一开始就是值得考量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判断出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大量曝光对社会对读者尤其对青少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的做法无外乎是以暴露明星的隐私来刺激受众的兴趣,借此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收视率。 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客观性,旨在让媒体恪守新闻信息收集及呈现的平衡性。⑦然而,在社会新闻的实践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常常有“哗众取宠”之嫌,从而造成对客观性的背离。例如上半年最受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先来看看与关这则事件的新闻标题: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为题独家报道此事,掀开媒体报道的序幕。此后,一系列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施工现场拍摄到的“骨灰级”钉子户》、《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牛”、“骨灰级”这样口语化的强调性词语,突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其实只是众多拆迁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只是它僵持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已 媒体采用这样的词语,无非就是为了用强调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为了博取收看率而夸大事实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 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前期曾反复报道杨丽娟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因此媒体俨然以“善者”自居,主动“帮助”杨丽娟。从记者最早的随行采访,到《广州日报》和网易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最后则是演变成媒体出资鼓励他们再度赴港,从此,在此事之中,媒体便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参与其中,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为追星事件推波助澜。 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相比，媒体表现出来的媒体霸权是我国常见的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况。《权力的媒介》认为:“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它实际上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 2006年8月28日,当《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刊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万元》的新闻后,各种针对富士康的批评声音迅猛而来，声援“一财报”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