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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与中国的生物学教育 纪念胡先骕诞辰120周年 四川特级教师　冯永康 ——胡先骕 翻开中国生物学教育的100年画卷，胡先骕（1894～1968）是值得人们深深景仰和永远怀念的老一辈生物学家。 早在20世纪初期，胡先骕就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科学救国之志，两度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他与秉志等老一辈生物学家并肩同行，开创了中国的生物学教育与生物科学的研究。 仅以教育而言，从1918年起到1949年，胡先骕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执掌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尽心竭力培养人才，秉直公允奖掖后进，门墙桃李遍于天下。 一、开创中国国立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学系 1918年秋，胡先骕得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的聘请，来到该校担任农业专修科的教授。当时中国的科学教育虽然已经推行了10多年，但社会各界对植物学、动物学等生物科学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模糊的，教学水平也是非常低下的。 胡先骕在《植物学教学法》一文中谈到，他评阅的投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考生的三四百份试卷中，绝大部分都不及格。单就植物学试题而言，能够完整回答出光合作用中水、二氧化碳、日光、叶绿素四个要素的，一百个里面找不到一两个。胡先骕分析了植物学教育如此之劣有三个原因：①一般社会甚至于办教育者皆不知植物学与人生之关系，及其在教育上之价值；②博物教师，滥竽尸位者过多，不能引起学生、办学者与一般重视博物学之观念；③部定课程表无实习时间，设备复不完善，教科书一律直接源自日本，截然分为形态、组织、生理、分类之旧，使学生不能贯通学理，躬亲实习，遂兴趣索然，成绩自劣。在得出了中等学校包括生物学在内的博物学的教育成绩几乎等于零的结论之后，胡先骕认为：“今欲挽救于未来，必先于此数点有所纠正，方有希望也。” 根据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态势，胡先骕认为生物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引领学科。由此他与中国生物学的开山宗师秉志等大力倡导、积极提议，在刚刚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东南大学设立专门的生物学系。1921年，以“生物学系”为名称的大学生物学教学机构，在东南大学（1928年又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农业专修科内诞生。 作为在中国的国立大学中创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东南大学生物学系，与以秉志、胡先骕等人之力，于翌年开创的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几乎同时诞生的两个生物学教育与研究的机构。在这里，云集了秉志、胡先骕、陈桢、钱崇澍、陈焕镛、胡经甫、戴芳澜等国内当时最好的生物学教授，汇集有最新的科学资讯，也有提倡科学的最佳环境，实施着现代生物学的教学，从事着举步维艰但成果丰硕的生物学研究。 在这里，先后培养出了王家楫、寿振璜、张春霖、张孟闻、方炳文、喻兆琦、沈家瑞、耿以礼、方文培、崔芝兰、刘咸、郑集等生物学专业人才。这些大师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栋梁，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开拓我国生物科学事业的过程中，对推动我国现代早期的生物学研究、培养研究人才、普及生物学知识、帮助中学生物学教师业务水平提高，以及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引领和导航作用，在当时的国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南京各高中之教师，也常于课务之暇，或冬夏假日，来所作长期之研讨．无锡、常州、沪、杭、宁波等处高中教员，亦常来所攻读，以消度炎热自长夏．……故来所之各校教员，即无暇作长期研究，而以常与研究者交游，浸润既久，见闻遂广，向学之心，勃然以兴，于其归去，辄挟为学之热忱以惧行，转以薰育其生徒，浸假面邻省诸校，好生物学者日以增多。” 二、编著和审校影响深远的生物学教科书 胡先骕在先后长达40余年的教学工作中，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教学和研究为快乐。他除了亲自担任传授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教学任务之外，还不断地为青年学生编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和学习指导等著述。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生物学教学水平并不高，所有教材多取自日本，术语、概念的翻译多有谬误，没有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生物学教科书。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一道，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本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版的《高等植物学》教科书。该教科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发行，全书共462页，插图有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理论及分类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凭借着对汉语语言学的深厚修养，胡先骕改正和勘误了原来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更正后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