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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疏浚西湖之奏议 　　摘要：仕杭是苏轼一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苏轼与西湖也常惹人遐想。本文主要从苏轼仕杭时期两篇疏浚西湖的奏议着手，从一个侧面探讨苏轼与西湖的联系。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一、简要说明苏轼仕杭时期诗、词、文的创作，突出仕杭时期散文的特点；二、从苏轼元?v年间来杭的政治背景出发，探讨苏轼致君尧舜与救民疲病的政治理想；三、通过文本细读，对比两篇奏议的不同特色，从中解读出苏轼文学家和政治家相互结合的一面。 　　关键词：苏轼；奏议；西湖；《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身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还说“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 就其政治事业而言，黄州、惠州和儋州是谷底，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谪的逆境中建立的。而被仁宗皇帝誉为“东南第一州”的杭州，是苏轼两度外任之地，对苏轼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仕杭时期的创作概况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从嘉?v六年（1061年）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除凤翔签判外，经历了两度在朝到外放做官到贬谪的经历。在他四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在朝任职时间加起来不足七年，而任地方官长达二十二年，其中有五年就在杭州任职。神宗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任杭州通判，约至熙宁七年九月末离杭；哲宗元?v四年任杭州知州，七月三日到任，约元?v六年寒食去杭。而这两次来杭，都有着特殊的背景。熙宁年间的苏轼在变法的新旧党争中请求外任做官，元?v年间在党争中再度请求外任。两次来杭的苏轼，均是在朝中面对纷乱的党争请求外任，从京官到地方官，是政治上的左迁，但是惜才的皇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杭州作为苏轼的外任之地，实则是苏轼的幸运，也是杭州的幸运。“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般减西湖”，苏轼若没来杭州，那么在文学世界中，将见不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仕杭时期的苏轼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莫砺锋先生统计：“东坡一生中写诗的时间长达三十九年，平均每年作诗超过六十首。”[1]157熙宁五年，苏轼作诗一百零五首，熙宁六年作诗一百三十三首，熙宁七年作诗九十六首。元?v四年七月始，作诗四十四首，元?v五年作诗六十二首。[2]105苏轼在杭时期诗的创作高于他每年的平均数，尤其是熙宁年间，成为一个高峰。在词方面，仕杭时期的词不仅是苏轼词的组成部分，还是苏轼作词的开始，根据朱祖谋《东坡乐府》、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和曹树铭《苏东坡词》，苏词编年最早的是作于熙宁五年的《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在数量上，据《东坡乐府笺》，苏轼在杭时期前后分别创作词四十八首和二十三首，一共超过六十首，除不及黄州时期以外，超过了其他时期在各地所写的词篇。相比之下，苏轼仕杭时期的散文创作，在数量上稍逊仕杭诗和仕杭词，在其一生的散文创作中，成就也不是最高的。但是，从其中可见到苏轼作为政治家的政绩，一方之长的责任与贡献：修治钱塘六井，治理茅山、盐桥二河，开挖西湖，为防止瘟疫的感染建起医院“安乐坊”，因水灾和旱灾一次次上表朝廷请求给予赈灾救济。苏轼在杭州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为杭人留下疏浚后的西湖，留下一条长堤，成就了西湖的美景，也留下了西湖十景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可以说，如果没有《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和《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这两篇奏议的提议，那么，或许西湖将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或许苏轼对西湖的吟咏会成为今日的怀古诗词，或许就见不到今日西湖的繁荣景象。 　　二、致君尧舜与救民疲病的政治光辉 　　据周晓音统计，苏轼仕杭时的散文种类多达十一种，既有写景抒情记事的文学性散文，也有许多奏议、表状、题跋等实用性散文，其中奏议是写得最多的，均写于元?v年间。熙宁年间苏轼任通判，职务相当于知州的助理官员，并无权利力直接为百姓办理大事。而元?v年间苏轼守杭，正是地方之长，能名正言顺地为民办实事了。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的苏轼，曾经一度不能签署公文，政治生涯跌入谷底，空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却无施展的天地，只能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心境盘旋于谪所。哲宗即位后苏轼的情况得到了好转，但是与洛党、朔党之间纷乱的党争又使其陷身于政治的泥潭之中，为求得君臣两全，请求外任。再度来杭，而且是以知州的身份，苏轼那颗致君尧舜、仁政爱民的心再次跳动起来，于是关于修缮、赈灾、外交商旅、水利、免除积欠、举荐人才、请恩、陈情等近三十篇奏议从杭州发出，直指汴京，上达天听。《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和《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这两篇与西湖休戚相关的奏议，体现了苏轼作为地方长官的政治家情怀，是苏轼散文中重要的实用性散文。 　　《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写于元?v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