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滨耀，不按常理出牌的外贸游戏.docVIP

金滨耀，不按常理出牌的外贸游戏 金滨耀的货品大到一棵300年的罗汉松，小到一包湿纸巾，他在中日之间的贸易线上活跃了快30年 　　金滨耀的手上永远都有一个平板电脑，那里装着他庞杂的生意。他在中日之间的贸易线上活跃了快30年，经手的商品大到一棵300年的日本罗汉松，小到中国超市里的一包日本湿纸巾。在日本多家快餐店的饭食里，你会吃到他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洋葱和白葱。 到日本去 　　我人生的第一笔财富源自一张保险单。1997年，我在日本卖中国蔬菜的生意刚刚起家。因为没有资金，找到一个有黑社会高利贷背景的日本老头，向他借款20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140万元人民币。人家问我：你要是破产了拿什么还？我说我拿生命保险还。他们去给我投保了个价值5000万日元的生命保险。一旦我失败了，死于“非命”，他们就能拿回5000万日元。我当时想，必须成功，万一失败赶紧逃回中国保命，就看谁下手早，赌就赌一把。也就是这一赌，我做了20多年的蔬菜出口生意。 　　我个人的事业发展和整个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一直紧密相关。 　　我大学学的是水产加工，1987年毕业以后分配到浙江舟山的舟渔公司工作。以当时的眼光看，这份工作不好：公司地处偏远，公交车两个小时才有一趟，工作环境里都是腥臭的味道。但其实，舟渔公司做水产生意，是农业部的直属企业，是个很高的起点。1989年，我被公司派到日本学习一年的水产品加工技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日本。这一整年对我个人的冲击很大。一方面是社会形态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财富的冲击。我这个在家里从不干活的人，到日本以后晚上打工洗碗，每天睡觉不到4个小时。我当时计算，打工的时候去厕所抽支烟就相当于我在国内一天的工资。一年时间，我把自己结婚要买的四大件八小件的钱都赚了回来。 　　我从日本回来，国家刚好进行外贸改革。从前企业出口都要经过外贸公司，由国家统一管理。改革允许少部分企业有自营出口权。为了拿到这个资格，我受领导指示写报告，跑农业部、经贸部。自营出口资格到手，我在外贸处里当主任级干部，外贸处四个人一年向日本出口的鱼产品约2000万美元。1991年左右，公司和日本方面成立了合资企业，我受派去担任中方总经理。那是舟山渔业最兴盛的时候，也是我频繁接触日本企业的开始。 　　但是水产品外贸的兴盛并没有长时间持续。出口水产品使用的都是A等级的最好货色，这个等级的产量是有限的。最早，中国老百姓吃不起，主要走外销渠道。90年代初，国内的大饭店开始越来越多，国内消费市场的出现直接刺激了价格上涨。最早日本人来收货，是不讲价格的，只要求质量好;慢慢他们开始谈价格，吃不消了。1994年的时候，几乎只有二次加工品才有出口市场。比如大章鱼，一片一片切好，赚的就是一个人工费用上的差价。我们曾经想办法，海上打来的鱼，不送回中国，直接运到日本冰鲜鱼拍卖。这个赚过一阵钱，舟山好几个企业进入该市场，利润很快又跌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对日本生意难做。当时我们想，既然和日本人做生意，去日本做岂不是更好。去了以后才发现，我们既找不到新买家，连以前的老客户也要丢掉了。后来我才想明白：日本人也有私心。我们跑到日本，等于抢了日本职员到中国来收货的功劳。如果我们报价比以前低，人家觉得没面子，被社长知道了会被埋怨，若是报价比原来高，人家更不可能要了。另外，直接到日本来卖鱼，鱼必须放在自己仓库里，风险更大。最主要的问题是，第一批货到仓库等待出售的时候，启动资金从哪里来？鱼是很贵的。 　　1994年，我应聘舟山外经委驻日本办事处的职位，被派往日本。办事处开办起来花了24万元，没过几个月，国内领导换了，决定不办了。我当时觉得很没面子。国内同学朋友刚给我开欢送会。那时候派驻日本似乎是个很光荣的事情，怎么能这么快又回去了呢？回来的话，职位也成了问题。我就决定留下来做生意。 　　做什么呢？衣食住行。做衣服肯定赚钱，但我没这个天才;住，做房子也可以，但是我没有资源;行，有人倒卖车子，有走私之嫌，不敢做。食品分肉、鱼、蔬菜、粮食、罐头之类的。最初想做罐头，一调查，发现罐头的销售都被日本大商社垄断了。鱼不好做自己知道。日本是不允许从中国进口肉类的。我想来想去也只有做蔬菜生意。 沉浮 　　我回来考察了中国的蔬菜生产。中国农民是比较朴实的，都同意先给我货，我卖了以后再付钱给他们。这样我的生意就有了启动的可能性。 　　我从香菇、白葱起步，一开始钱就亏掉近一半。日本的蔬菜市场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网链。日本人是很保守的，他们习惯保持传统的商业关系。大超市的货源非常固定。我去推销我的蔬菜，那势必排在人家原来的计划供货之外。我只能靠超低价格求人家尝试尝试。他为什么不敢和我合作？一是怕我供货不稳定，二是会得罪原来供货的朋友。这样一来，我在国内10块钱收的货，到日本只能卖5块。我的解决办法是再从中国发